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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回顧:抗爭的藝術,藝術的抗爭


論壇回顧:抗爭的藝術,藝術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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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三日,《九十後的時代悲歌》論壇系列的最終章,請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系高級講師,人稱「Ben Sir」的歐陽偉豪博士;以及「藝術公民」和「街頭設計聯盟」創會成員,知名本地藝術家黃國才博士。當晚討論的主題,以粵語裡充滿本土色彩的「鳩」一詞貫穿,實質指向藝術與社會的關係,以戲謔、方言對抗高雅、正統之霸權的可能性。 前言:何謂「鳩」 黃霑於《不文集》中指出,「鳩」與「柒」同指陽具,然「鳩」乃勃起而硬,而「柒」則勃起而軟。取其形態,衍生了「戇鳩」及「笨柒」兩詞。Ben Sir解釋,前者指人「好勁,但係係唔適當既時候好勁」,後者指人「好廢、好蠢」。「戇鳩」者猶如在大學論壇上表演舞劍,觀眾聞道即哄堂大笑。 不過他同時觀察到,雖然社會某方面對禁忌越來越開放,另一方面卻越來越保守,令輿論意見趨向兩極化的對立面。他向觀眾拋出一道問題:如此的風氣,是否源於社會底層的某股怨氣? Kacey提出了自己對藝術與「鳩」的看法。他認為從事藝術很容易被標籤為「鳩」;指控背後,是認為藝術無用,兼且製造問題。Kacey把這種思維稱為「工程師想法」——藝術的功能是建構和諧社會的假象,等於一塊貼在淌血的社會上的膠布。 接著,他介紹了一套街頭抗爭藝術理論:「大輕明藝快」。大,在於容易在街頭上引起注意;輕,才能夠方便運輸;明,代表觀眾無須語言解釋已經感受到訊息;藝,意指展示品的藝術性、意義性;快,令訊息能夠以爆紅的方式散播。 社交媒體 Ben Sir活躍於社交媒體,自2016年更開始在無線電視台參與節目演出,積累了一群粉絲。以節目《粗口學堂》一炮而紅的他,自言粗口並非一時貪快的玩笑,語言在「表層結構」下其實還有其「底層結構」。 在全港觀眾眼前談論粗口,難道不具爭議性嗎?他的心得是:令所有人都不尷尬,就可以講及尷尬的話題。他跟製作團隊一直在試探管理層及普羅大眾的底線,過程中實質是一分一寸的話語權爭霸戰。「做學術,就是要不斷尋找可能性,」他如此說。 Kacey對社交媒體的取態比Ben Sir更激進。「Facebook開始盛行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將是我的畫廊。」結果他把自己的專頁打造成為一個教育平台,有策略地加朋友,務求容納不同立場的人,把有關社會的訊息發放給他們。他自豪地說,自己的專頁已經達到5000人的上限,不過觀眾們依然能夠追蹤他的動向。 他舉了佔領運動期間的一個例子:當時天氣預報未來數天即將下雨,對佔領區的營舍構成隱憂。他憶起曾經帶領建築系學生到訪露宿者,街坊教導他以木板搭建去水台,再在上面鋪蓋床墊;於是他在自己的專頁上分享了一副設計圖,借助網民的力量傳達開去。第二天,佔領區果然出現了一疊適用的膠卡板,令他相信網絡平台並非單純的情感抒發,而其實可以鼓勵公眾參與。 雅俗視乎語境 Ben Sir認為,雅俗之分與語境有關。粗口先是一種表達情緒的語言媒介,依附在各種文化模式而生;但到了近年,廣東話的粗俗已經滲透了我們的生活,如電視、書籍、文化及店鋪名稱等。 最「入屋」的印象,必然是他在電視台上公然教授粵語粗口。被問到寫作時加入粗口會否淪為俗套,他笑著舉了個比喻: 「現在你要買樓,就算是一個豪宅單位,也一定會有它的廁所。你會跟經紀說,『麻煩我只想買廁所以外的單位』嗎?難道你要擔心廁所會污染主廳嗎?粗口就是那個廁所。有人問怕不怕提倡粗口會破壞中文的正統性,我反而覺得,研究方言、粗口,正正是建基於對中華文化的信心!」 Kacey幾年前退下教席,之前一直有教授理工大學的建築學系。修讀這類人文學科的同學,是無法跟凡世俗事割裂的,因為學生在設計過程中,必然會思考「社會需要甚麼」的問題,如此便避不開社會政治了。反而,他看到文宣式的政治勢力正蔓延校園,令教職員恐懼被以言入罪,繼而進行自我審查,阻礙學術發展和創作自由。 是否存在「離地」的藝術?Kacey認為,儘管藝術不等於普普文化,任何藝術都是植根於創作者的成長背景的。也許當代觀賞者會覺得印象派畫作很「離地」,但事實上畫家們也是刻劃著當時盛行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生活。他問在場同學,讀書是為了甚麼?「求學階段,最緊要係立志。」讀書是為了上天堂與落地獄,把所學帶回地面,所以知識增長應該與社會關注愈趨接近才對。 每個藝術場所都有其「參與方式」(rules of engagement),受眾與展品的關係、藝術性的高低,也是誕生於這些潛規則。比如說,畫廊的潛規則是「暗喻」(metaphor),可是到了Art Basel藝術品就成為了一種「裝飾」(decoration),喪失主體性。故此Kacey說道:「藝術性只有強弱,沒有對錯。」 「曾經問人問我,作為一個藝術家,你需要擁有多少個觀眾?」Kacey緩緩豎起食指,「一個。不是我自己。只要有一個人能夠透過作品跟我connect,建立超越語言的聯繫,那就足夠了。」 結語:藝術抗爭 藝術家關注社會,必然會經歷如此的自我盤問:該如何衡量藝術對社會的影響力? 何不走上街頭支援前線?Kacey相信人人都有不同的資源,重要的是不要低估自己,各人視乎自己的才能來貢獻;在抗爭的思維裡,應該用人唯才,每個人都是播種者。 「如果想大家參與,你必須要製造一個安全的平台。香港人只會參與有效果、成本低、有甜頭的活動。」他娓娓道來2014年的時候,深感需要儘早為那場群眾運動定名,於是在自己專頁上舉辦了一次雨傘運動標誌設計比賽,自己匿名投稿了兩個設計,拋磚引玉地招徠到網民的高質素作品。「最要緊的是不領功(take credit)。例如我喜歡改圖『派seed』,擺上高登,其實反能動員更多人。」 Kacey表示自己從未擔心政治會凌駕藝術,因為身處於文化抗爭的狀態裡,兩者根本無法切割。相反,兩者其實可以相輔相成:「藝術家經常投訴兩樣野:冇觀眾、冇空間。街上那些人,不就是觀眾嗎?堂堂咁大條街,不就是空間嗎?」 Ben Sir則認為,我們需要某程度的「離地」,因為透過抽離人才能反省自身。他以自己年輕時到麻省理工學院鑽研理論語言學的經驗,鼓勵青年先配備「上天堂」的能力,以扣得住自己專業領域的方式參與社會。 他接著分享,自己曾經於雨傘運動期間在大台發言三次,可是並沒有開明道姓針對任何人,只評論公眾人物的語言偽術。語言是一門符號系統,能夠含沙射影地揭露現實,表達意見而不失公允。 「守得住即時既野,先有得繼續播種落去。」他語重心長地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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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評論家 Commentating in An Information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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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內容: 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總統等事件,令一眾依靠社交平台傳遞及接收資訊的網民大跌眼鏡。在意見領袖充斥的網絡世界,有方法分辨評論的質素嗎?當社會越來越二元分化,我們該如何走出「同溫層」?三位熱衷時政的網絡評論家,將為輿論界作一次前瞻與回顧。 本論壇為系列論壇《九十後的時代悲歌》之一,由港大同學王駿業策劃,並獲港大通識支持。 Events such as Brexit and the election of Trump have surprised netizens across the globe. Amidst the Internet filled with key opinion leaders, is there a way to discern the quality of the commentaries? How can we escape the stratosphere when the society becomes increasingly polarised? Three keen political commentators a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views on this heated issue. This forum is under the series Pathetique for Post-90s curated 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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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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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喜歡不守規矩的小孩。關於不守規矩這回事,有時候並非完全是小孩的責任。因為成年人實在不大懂得訂立和解釋規矩。可惜不少成年人都拒絕承認自己的問題,故此用各種不合理的方法強迫孩子服從。被迫盲目服從規矩的孩子,長大後就成為另一個不懂得訂立和解釋規矩的成年人。 難道這是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民族性格?中國人的道德標準大多都來自儒家思想,而儒家非常強調「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且位要「得中得正」,走「中庸之道」。儒家學說尤其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於社會身分的角色責任有清晰的界定。因此有人批判儒家思想,把人囚禁成喪失獨立思考的奴隸。紅衛兵當年毀損孔廟,新中國重新復辟孟學,皆是同樣道理。 可是沒有一個思想本身是危險的,而把任何思想定性為危險才是更危險的行為。問題並非孔子的思想本身,而是後人如何運用和理解其思想。中國的經卷都是智慧的濃縮,是經過生活熬煉得出的箴言;然而現代人學經卷,一般都只著重背誦,欠缺理解。要是孩子你不明白,那是因為你的見識不夠深,到將來你就會明白的了。成年人似乎很享受那種「少年你太年輕」的論調,因為這樣一來掩飾了思考匱乏的麻木,二來迴避了頭童齒豁的羞恥。如果硬要從歷史中找淵源,那就是中國人一直把哲學當作一套金科玉律式的教條來跟從,卻忽略了哲學教育的核心:培訓人如何思考。 小孩到了某個年紀,會開始問「為甚麼」。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再停留於單向地接收資訊。他們想明白為甚麼世界的模樣是這樣,為甚麼事情會以這種方式來運行。這就是潛藏在我們每個人裡「不守規矩」的傾向:我們不願意接受自己的無知。在做一件事之前,我們想知道自己為甚麼要這樣做。而當我們未聽到一個能說服自己的解釋,我們會以不服從來表達不滿——對於成年人「未盡好解釋的責任」的不滿。 其實人越長大,不明白的事情越多,可是我們已經不會再問「為甚麼」了。因為我們發覺如果你問別人一個他不懂回答的問題,他會感到被侮辱。而當你問別人一個他懂得回答的問題,你會因自己的無知感到被侮辱。所以我們不再問了,甘心帶著無知做人群中沈默的大多數,不敢挑戰墨守成規的社會習慣。 動物(包括人類)具有聯想學習的能力,將某項行為與其帶來的後果聯繫起來。透過增強和懲罰的機制,動物的行為模式可以被塑造。我們都長於一個崇尚盲目服從的專制社會,於是逐漸失去獨立思考的本能。 智利劇作家亞歷山卓·尤杜洛斯基說過:「在籠中出生的鳥,認為飛翔是一種病。」我屬於九十後那一代人,飽和而斷層的經濟結構、疏離且爭競的資本社會就是我們的牢籠。然而有一點我比其他人幸運:我接受過六年的傳統名校教育。這樣說也許顯得狂傲,可是環顧身邊同儕,那些畢業於傳統名校的,的確流露著別樹一幟的風範。當其他人都營營役役地苦耕死爬,他們的步履卻見輕盈,幾乎拍翼而飛了。就是這件有趣的觀察,促使我回顧他們、也包括自己的成長經歷。 我接下來要講的,其實是一個關於重新學習飛行的故事。 2 升學後第一天,第一節課是早會。他拿住新買的詩歌集,手指頭不斷揉著棕褐色的粗糙簿面。同學們按身高排隊,跟隨班主任走進禮堂。他讀一甲班,加上身高比較矮,所以被安排坐在禮堂右邊的最前排。他心裡有點詫異,因為整個廣闊的禮堂,包括那些長椅、講台、地板、兩旁牆壁上的紀念牌、還有掛在正中央的校章……幾乎所有都是用陳年的木造的。簡直連每一下呼吸都嗅到木的味道。 他翻開詩歌集,發現很多不明其義的英文歌詞。用數字簡譜寫的旋律,大概還能哼得出;不過唯獨是第一頁的校歌沒有印上旋律。這時候,禮堂後方有點騷動,接著是一輪比騷動更大聲的噓聲,他正想向後望,卻被站在側門的領袖生喝止:「不要看了。」禮堂上層坐滿了高年級的學長,對著新生們指手畫腳。他們的白襯衫都穿得異常地貼身。而且有的沒有扣頸喉鈕。 對他來說,這一切都新鮮得令他雀躍。他感覺自己正身處一個顯赫的傳統載體當中。這裡是全港最頂尖的學府,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那份振奮並非源自優越感,倒是純粹被當時環境的莊嚴和肅穆強烈地震撼。有很多高深莫測的事情,按著這地方的潛規則在內幕進行中,而他即將有機會了解那些秘密。每逢想到這裡,他就難掩心裡的激動。 忽然,站在禮堂前中央的領袖生大喊了一聲。全部人都瞬間站起來,他也連忙跟從,手擺在身後面。過了一會,校長、一個穿黑袍的女人、數個學長魚貫地步上講台。旁邊的同學竊笑著告訴他:「她就是『神婆』。」原來這裡的老師都有別名,他為自己掌握了關於校園的第一個秘密而興奮。然後就是唱詩,讀經,校長致辭,宣布通告,最後由「神婆」祝福。他不敢張開眼,因為小學聖經課上老師教過,祈禱時要低頭合手閉眼。開學天的早會完結了,他們按領袖生的指示返回課室。 「你知道剛才那個領袖生在台前叫了聲什麼嗎?」他問剛才坐在他旁邊的同學。 「你聽不到嗎?他說『Stand』啊。」 「噢,謝謝。」 只不過喊一聲就能令全禮堂肅立,這真的很酷。而且當全部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他依然站得很有威嚴。假如將來有機會,我也想試試做領袖生,他這樣想。 3 對於這所學校,他以前只知道是全港數一數二的名校,最出色的學生都爭相要考進來。要麼成績斐然,要麼身懷絕技,母親曾這樣告訴他。他環視四周,這課室裡的人都肯定有一種出眾的技能。那個落選了班長的胖子, 作文用的英文生字連老師也看不明白。靠牆坐那個瘦削而話少的,去年已經考獲小提琴演奏文憑。還有坐後排經常上課睡覺的,其實是「學界蛙王」,每天早上七點正回校操練。 回想在小學的時光,他也有機會參與沙田區學界游泳比賽,每年都能以第七八名進入背泳決賽。報考中學時,他在表格上填上自己的最佳時間,卻連試水選拔的機會都沒有。小六時他考了鋼琴七級,已經獲老師邀請在小息時段演奏;如今他發現班上都是師承名家的音樂翹楚。 生長於一個精英雲集的地方,對一個男孩的自我認識有什麼影響?家長只會關心孩子能否得到最多的資源培訓,能否透過朋輩壓力推動孩子進步。對於最頂尖的學生來講,良性的競爭絕對是進步的動力,而資源自然會落到最精英的學生身上。 可是並非所有人都如此幸運。有大部分孩子,在初中階段仍未發掘到自己的長處。為甚麼呢?表面的原因是,有些能力難以被量化,例如批判思維、公開演講、創造力等。但為甚麼要量化?因為我們都是透過比較來確立自我價值的。考得進名校的學生,以前都是最出色的一群。在群眾中我們習慣與眾不同,我們習慣做第一名。而第一名的價值是建基於在他以後的那些排名。因此,進入一個精英雲集的地方後,我們首先要面對沈重的失落感——發覺自己其實不怎麼出類拔萃的失落感。 有些人不願面對自己的平庸,於是發奮圖強,參與較冷門的活動,從而彌補自己起步遲的劣勢,建立過人的長處。假如得到師長鼓勵和後天努力的配合,大可以成為獨當一面的人才。這與學校有否提供多元的發展空間息息相關。 也有些人不願面對自己的平庸,於是沉醉於玩樂,在遊戲中尋找價值。那些看似不認真對待任何事的孩子,其實在掩飾心裡沈重的自卑。 4 有一天晚上,他接到班上一個同學的電話。從那個男孩的語氣裡,他感覺到他有一些欲言又止的話想說。 「你是不是有東西想說?」 「你可以守秘密嗎?」 「當然了。」 「其實呢……我係咪好肥?」 「不會啦,班上還有比你胖的人。」 他們在電話上談了接近一小時。接下來的數晚,他不時會接到那個同學的電話,每次都圍繞「我係咪好肥」這個話題。剛開始時他都會耐心開解他,可是他逐漸對這種騷擾感到厭煩。 過了一段時間, 他發現原來那個同學為了打聽別人對他外表的看法,竟然打了電話給近半班的同學。沒有人能夠說服他,因為他介意的不是別人的看法。事實上,除了他自己以外,根本沒有人覺得他長得胖。當他打電話給其他人,他期望聽到的不是安慰的說法,反而是另一個控訴自己的外在聲音。於是,大家開始拿他來開玩笑,甚至把「我係咪好肥」說成班中的口頭禪。他覺得大家終於把心底話說出來了,原來大家一直都這樣想。他開始仇恨他致電過的同學。 為甚麼他會仇恨當初安慰他的同學呢?他仇恨的對象其實是自己,但他接受不到自己接受不到自己這回事。他恨自己恨自己。一方面他恨自己長得胖,另一方面他恨自己如此介意自己長得胖,因為這樣令他顯得軟弱。所以他必須把控訴的聲音投射到一個外在對象,從而把他的仇恨轉移。 有一天中午時段,他跟幾個男孩子在有蓋操場的地方玩捉迷藏。有兩三個領袖生在當值巡邏。經過籃球場時,那個經常問人「我係咪好肥」的男生走過去,跟領袖生們說:「那邊有人玩捉迷藏。」 「你怎麼知道?」 「我剛才看見的,有四五個。」 「你要是知道他們做得不對,你為甚麼不去勸止他們,而是向我打小報告?」 他納悶地離開了。領袖生們發現了那些奔跑得臉紅耳赤的學生,他們喘著氣拿出學生證,結果全部被罰抄校規兩次,第二天小息時到訓導室呈交。 那是他入學後第一次被領袖生處分。放學後他到小賣部買了一疊單行紙,放進抽屜。除了用來抄寫校規,學校專賣的單行紙基本上沒有另外的用途。第二天早上,他比平時早了二十分鐘回校,在空無一人的課室裡,打開校規開始罰抄。小息鐘聲響起,他把對摺好的單行紙塞進褲袋,到訓導室外排隊,一直眼望地下,恐怕被朋友或老師認出。他在記錄簿上簽過名後,終於鬆一口氣。他打算回課室坐坐,想一想還是到外賣部買一串燒賣吧。看見你擠我擁的人海,他忽然覺得沒胃口了,於是離開了小賣部。 5 曾經有一段時間,班上掀起了一股「拗手瓜熱」。每逢轉堂或小息,課室後方就會變成擂台,同學們圍觀著激烈的賽事。兩張紅得接近發紫的臉頰上,五官都因肌肉繃緊而扭曲。然後不出幾秒,其中一方就會敗倒,大夥兒在一輪踐踏落敗者的粗口中返回座位。 最先是由一兩個人開始的。旁邊的人看見了,就加入戰列,他們想知道自己的力量在同儕間排怎樣的位置。然後有人開始挑戰他人了。而這種挑戰根本沒有拒絕的餘地:因為會挑戰人的都相信自己會贏。假如拒絕參與,就會顯得軟弱怕輸。 這股熱潮大概只維持了一個星期。經過若干次數的比拼,大家都逐漸知道自己的實力達到什麼程度。賽果不再有驚喜,大家也就對此喪失熱情了。往後又興起了「象棋熱」和「扭計骰熱」,不過都維持不久。大家當初都抱著想證明「別人做到,我也做到」的熱衷,初學時從顯著的進步獲得滿足感;後來表現較遜色的人首先喪失興趣,最終連能力較強的也因沒癮而放棄。大家都很期待新一輪的潮流,因為另一波潮流代表著另一個展現自己的機會。 好勝是每個男孩的本性。可是在我們的社會裡,好勝心被另一股力量所抑制:羞恥。如果一個男孩說自己對勝負無所謂,那是因為他怕輸。比起貪戀勝利的光芒,我們更懼怕面對落敗的恥辱。社會用「勝敗乃兵家常事」等說話安慰我們,於是我們變得越來越平庸,然後滿足於大多數平庸之輩的彼此憐慰、相濡以沫。更甚,我們還拼命把人從台階上拉下來,不容別人的成功提醒自己當日選擇了平庸。 我想,每年的學界體育和文藝競賽,正好填補了心靈這方面的空洞。有了共同敵人,我們無需再將彼此拉下台階。以勝利的標語凝聚團體,其實也燃點起個人超逾凡俗的進步動力。 6 到了中五開學的時候,他與友人籌組不同學會的幹事內閣。現實的考慮是,成績表上多列幾項課外活動的參與記錄,可以豐富個人履歷。他也投考了領袖生,最後亦如願入選。 對他來說,所謂現實的考慮還是次要。事實上,他一直都很仰慕那些高年級的領袖生和校隊隊長。因為他們有機會在早會上當著全校師生演講。他還記得一個田徑隊隊長的演講,那次是在學界決賽前分析形勢和鼓勵同學觀賽。跟其他按稿讀得不協調的人不同,他真誠地分享自己多年來練習的辛酸,還有當了隊長後對學校榮譽的承擔。他被那份鬥志和自信打動了,他以自己是學校一員的身份而自豪。隊長一聲令下,全校瞬間站起來,隊長在台上喊出「誰是學界王者?」,他們氣勢如虹地呼應著,最後以熱烈的掌聲結束這次造勢打氣。坐下以後,他仍然渾身熱血沸騰。 崇拜強者是人的天性,因為我們期望自己能夠成為強者。崇拜對象身上的特質之所以吸引我們,是因為我們相信自己都具備那些特質。他之所以特別仰慕那個隊長,是由於他相信自己也能說出同樣有感染力的演講。成為領袖生後,他不時自薦到台上讀經或宣布通告,其實也是源於他對公開演講的著迷。 如果再想深一層,我們會發現他對演講的著迷其實源於他對自信的渴求。不是說他自信,而是他想建立一個自信的形象。他自己未必察覺,可是自開學第一天起,那個喊「Stand」的領袖生已經成為了他理想的領袖形象。他一直期望自己站在台上,然後全校的仰望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的時刻出現——因為他當年就是如此仰望過台上的學長。 他記得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師說過:「大佬」這回事,做著做著就懂了。自信也一樣,一開始是裝出來的,後來就變得自然了。那麼究竟剛開始的時候, 他的自信建構於什麼呢?對名校生而言,那往往是一份榮譽感。甫進校時,與同輩比較令他感到自卑。長大以後,他為名校賦予的身份感到自豪。尤其在外人眼中,讀名校的都一定是精英分子,所以這個身份為他帶來優越感。同時,學校教曉他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因為學長讓他接棒就是信任他有能力勝任。他感到自己有責任維護學校的榮譽,同時維護自己的榮譽。為免被人戳穿他自信由來的秘密,他唯有不斷進步。 面對這份虛構的榮譽感,有人因而進步,化為真正的實力。可是對更多人來說,在台上聲嘶力竭地打氣,只不過讓他們覺得自己有參與在別人的成就裡,從而把別人的功勞理順成自己的成就。如果記得早前探討過英雄崇拜是一種自我崇拜的話,其實不難發現,「學界王者」的口號背後流露了多少自憐。 7 在學校裡,學生領袖叫做「大佬」。他們除了要肩負崗位的實務外,還要擔當啓蒙學弟的角色。 升上高年級後,他發覺「大佬」這角色並不像那老師所說,做著做著就懂的。他記得自己當領袖生第一天,早會時負責看守中三。散會時,他發現一個同學忘記了帶詩歌集,按道理犯了校規,便叫先他留下等其他人離去。然而轉過頭,那同學竟然趁他處理其他事務時暗自離開了。他心裡有一種難掩的憤怒,小息時他從相熟的中三學弟口中打聽了那同學就讀的課室。經過一輪查訪後,他終於在午飯時段找到那個人,並罰他抄寫校規的處分上限。 那份憤怒是源於自己的權威被挑戰。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曾經多次經歷過這種難受的感覺,尤其是在家庭裡。很多時候他覺得自己夠成熟去決定一件事,卻被父母「少年你太年輕」的論調抹殺了他的想法。他覺得自己不受尊重;而別人的不尊重令他覺得是自己的軟弱不配受尊重。那份軟弱就是真正令他憤怒的原因。 為了轉移對自己軟弱的仇恨,他唯有在比自己弱的人身上確立權威。這種行使權力的行為可以分為主動和被動。午飯時間臨結束前,總會有一批高年級生故意拖慢步伐,令身後的學弟不得準時報到。這種是主動的權力。領袖生被挑釁時責罰不服從的低年級,則是被動的權力。兩者感覺雖然南轅北轍,其動機卻是異曲同工:那次嚴苛的處分上限,難道不是本著正義之名,在學弟身上確立權威嗎? 最近社會上,特別是網上社交平台,有一股鼓吹「男/女神」的風氣。在學校裡做「大佬」,也不經意感到一種被「神化」的壓力。這也許與精英崇拜的文化有關。我在互聯網上不時看到學弟們當「大佬」的近況,總是把團體精神與一堆煽情催淚的感受掛在嘴邊,配上一幅不直望鏡頭、不微笑的照片。如果用潮流術語來形容,這就是「擢(Chok)」。 他認識同屆任辯論隊隊長的同學。他是一個很「擢」的人,由於不時在早會上演講而被部分學弟吹捧。然而那個同學告訴他,他在辯論隊裡很大壓力,所以不怎麼快樂。原因是,每次開會時,他都擔心在學弟面前說了一些愚蠢的想法。他懼怕犯錯,懼怕承認自己的缺點,以致不敢暢快地在別人面前表達自己。被人「神化」衍生的最大問題是,一個人被迫改變和掩飾自己來滿足在他人眼中的形象。 有人說同一所名校的學生都有共同的特質,我想那是一種比口號式校訓更深層的價值灌輸。從崇拜強者到扮演強者,我們都在模仿同一個形象,而在模仿的過程中一點一點地迷失自我。 8 男孩的反叛之路是如何一步一步走過的呢? 起初,我們不敢明目張膽地違抗老師,因為他們操控著我們的平時分。而且我們依然害怕任何形式的處分帶來的羞恥。我們的搗蛋程度停留在背後為老師改別名、或是集體起鬨的層面,因為難以被發覺,而就算發覺了也後果不大。不過,我們會合力排擠班上的「擦鞋仔」。成績差的討厭「擦鞋仔」,是為了證明考得差不是自己的責任,只是老師偏心某些同學。成績好的也討厭「擦鞋仔」,是為了證明考得好是自己的成果。至於那些真誠地善良的孩子,要麼找老師介入,同時招惹「擦鞋仔」之名;要麼也從眾地說兩句髒話,看見同學被欺凌也只能沉默應對,以免淪為下一個被欺凌的無辜對象。 然後,我們的違規行為更大膽了。他記得以前班上有數個以破壞公物為樂的同學。當時他們喜歡捶打課室的水松壁報板,看誰打的凹洞比較大。最後整塊水松板也剝落了,只剩下光禿禿的木板。班上的白板、投影幕、書櫃門、掃帚、甚至木椅,都無法倖免於讓學生藉以炫示力量的命運。 猶如電玩闖關,下一個階段就是直接挑戰老師。那時候上科學課,幾乎全班都譏笑老師口齒不伶俐,後來有人朝他扔紙球,又對他說髒話。升上高年級時,其實大家已經從學長口中打聽過哪個老師可以欺負,誰的課教得差不用上。那個科學老師算是在這方面頗有名氣,於是每一屆的學生都理所當然地延續這傳統,在他的課上製造滋擾。 在他讀書的年代,幾乎每個高年級課室都會打一個電腦遊戲。那是一個大亂鬥的遊戲,用鍵盤控制角色,把對手從比賽場上打走。因為遊戲最多可以有四人聯戰,所以有同學會把家中多餘的鍵盤帶回來,以免電腦故障。老實說,那個遊戲並不是那麼好玩,不過既然每個人都在玩,那就一起做些無聊事吧。他最記得,大家在午飯時段輪流混戰,用投影器把遊戲畫面播映至黑板上讓人觀賽,課室裡歡呼聲此起彼落。然後有巡邏的領袖生走進來,電腦前的人在譏諷聲中笑著拿出學生證,因為巡邏隊中有自己班的同學。 有一天他突然發現,上課平時分原來只佔整體成績的很小部分。原來老師經常說的「扣分」是一個哄學生不要搗亂的謊言,因為就算構成滋擾的後果也是微不足道的。他覺得自己看透了這場權力遊戲,所謂的規則也不是如此牢不可破。在挑戰老師的同時,其實他在挑戰自己以前怕分數被影響的軟弱。為了證明自己不再受制於規矩的枷鎖,他不會考慮老師教得好不好,正如他不會考慮大亂鬥遊戲好不好玩。反叛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反叛本身。 將近畢業時,他才意識到自己當年的幼稚。尊重是雙向的,如果不把權力慾望投射到師生關係裡,就不會發生這麼多爭拗。然而,這種事情真的可以避免嗎?我只知道,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9 畢業於同一所傳統名校的學生,是否存在著一個「典型」形象呢?從嚴格的統計學觀點看,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根本無法輕言將眾人一概而論。可是,我依然相信這段若干年的校園生活裡,有一些我們共同經歷過的片段,而這些經歷塑造了我們某種性格或價值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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