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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鋼琴課(8):Bill Evans,《Peace Piece》


爵士鋼琴課(8):Bill Evans,《Peace 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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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著《Peace Piece》的樂譜,思想了一會兒,雙手在琴鍵上慢慢移動,尋找屬於它們的檔格。我意圖模仿Evans獨特的和弦選音,以及其帶有纖細柔弱的觸感的音色。 「剛才那個G9sus4和弦,你配了一個很特別的音,你記得是什麼嗎?」 「是嗎?我不記得自己彈了什麼。」 「是這個十三度。」他按下E鍵,「為什麼會加上這個音?」 即興對我這種初學者來說,依然是無意識的摸索嘗試,距離所謂靈感充滿的境界無比遙遠。「很難回答……只是覺得它很舒服啊。」 「剛才你彈的《Peace Piece》給我一種沈澱的感覺,讓我想起你第一次來上課時,在琴前彈的《Danny Boy》。同樣是Bill Evans演繹過的作品。多年不見以後,你彈出來的音樂依然是那種味道,彈許多音來豐富結構,同時用停頓來消弭聲音。我聽得出一種自我對話,是兩種傾向的拉扯,一邊忙著建立,另一邊等著取消。 「要彈得像Bill Evans,需要注意兩點。第一是音不能多。Evans的慢歌有一種豎琴般的音質,讓一兩顆音迴蕩。與咆勃(bop)年代的鋼琴家如Bud Powell等不同,他的音色不具備強烈的敲擊性。而且在同一個和弦裡,甚少出現兩個相同的音,所以他的voicings都很平衡。第二是phrasing。他研發了一種名叫『Floating Pulse』的技術,即是刻意避免傳統的重拍,有時會令人捉不到歌的拍子。然而他的節奏感是很精準的,而你剛才則完全忘記了拍子。」 「我還一直以為他彈的是自由節拍(tempo rubato)。」 老師點起手捲煙,從鼻孔呼出淡淡愁霧。「所謂的自由節拍,也是一種有框架的藝術行為。就像你划船,這下槳划大力了,船卻不會忽然加快,是因為水有阻力。同樣地,基於物理慣性,船也不能突然停止。因此不能一槳一槳地數節拍啊。否則歌曲就會喪失音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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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鋼琴課(7):Miles Davis,《Flamenco Ske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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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門鈴,曾經熟悉的叮噹在室內迴響,一陣拖鞋疾速摩擦地毯發出的沙沙聲,門柄被扭開,迎面站著老師。 「很久沒有來上課了。」 我慚愧地垂下目光,老師的眼神卻毫無責怪之意。屋裡格局似乎跟記憶裡的沒有異樣,彷彿一切靜止在我離開的位置。似曾相識的感覺令我懷疑是否déjà vu,相隔如此多年,我唯一學到的道理,就是記憶的脆弱而不可信,人僅能存活於當下的一刻。 把公事包擱在琴腳旁,我凝視著裡鋼琴坐得筆直的倒影,突然想起了什麼,才謹慎地鬆開領帶,把頸喉鈕解掉。經過這些年,groove太拘謹的問題依然存在,可是改變的機會也許是錯過了。這就是groove的精髓:在既定的時間框架內,發生的每件事都是一次選擇。無論彈什麼、不彈什麼,都會構成音樂性的意識,而合起來的結果就是稱之為旋律的生命。 「需要我彈點什麼嗎?」我問道。 「不如我們先來談談,你最近在聽哪首樂曲。」 「其實琴雖練得較疏,自己也有不斷聽不同樂手風格的歌曲。但是夜闌人靜的時候,喇叭若然仍在運轉,播放的總是Miles Davis的《Flamenco Sketches》。」 老師揚眉道:「說一下你的感受。」 「經典大碟《Kind of Blue》裡,我認為這首最能呈現調式爵士(Modal Jazz)的神態,而每個樂手都有獨特的詮釋。Miles Davis的倜侃,簡約地勾勒出輪廓的重點;Cannonball Adderley圓融的聲音未完全擺脫bebop的影子,但這也是令平衡全曲的錨點。至於John Coltrane⋯⋯」我不時察看著老師的神色,生怕被誤會自己在胡扯,但他的臉孔在電腦熒幕屏後無從判斷。「如果以『Sketches』來理解,那麼Coltrane的畫風就是莫內,音符如筆觸水乳交融,看起來猶如一塊塊顏色版圖。在靜止的畫布上表達時間流動,一個調式裡蘊藏情感變化,這是據我理解的印象派的哲學。」 「很好的解讀。但是你的感受呢?」 霎時間我竟無以作答。 「學習樂理、歷史、甚至細瑣的即興詞彙,是為了協助你更深入地欣賞爵士樂。當浸泡在同一個位置太久,要克服的障礙便是如何抽身,即所謂的『Reflexivity』。每次聽爵士樂都是一場相遇,讓你遇見樂手的靈魂,也遇見你自己。是什麼讓你今天又回到這個房間?你心裡渴想得到什麼,如今又發現了什麼?」 一份琴譜放到琴鍵前。我禁不住驚詫:全曲只有一個小節,兩個和弦。標題是Bill Evans,《Peace Piece》。 「這就是《Flamenco Sketches》裡前奏的基礎,」老師的身影緩緩沉進沙發椅。「毋須答我,彈出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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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回顧:抗爭的藝術,藝術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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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三日,《九十後的時代悲歌》論壇系列的最終章,請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系高級講師,人稱「Ben Sir」的歐陽偉豪博士;以及「藝術公民」和「街頭設計聯盟」創會成員,知名本地藝術家黃國才博士。當晚討論的主題,以粵語裡充滿本土色彩的「鳩」一詞貫穿,實質指向藝術與社會的關係,以戲謔、方言對抗高雅、正統之霸權的可能性。 前言:何謂「鳩」 黃霑於《不文集》中指出,「鳩」與「柒」同指陽具,然「鳩」乃勃起而硬,而「柒」則勃起而軟。取其形態,衍生了「戇鳩」及「笨柒」兩詞。Ben Sir解釋,前者指人「好勁,但係係唔適當既時候好勁」,後者指人「好廢、好蠢」。「戇鳩」者猶如在大學論壇上表演舞劍,觀眾聞道即哄堂大笑。 不過他同時觀察到,雖然社會某方面對禁忌越來越開放,另一方面卻越來越保守,令輿論意見趨向兩極化的對立面。他向觀眾拋出一道問題:如此的風氣,是否源於社會底層的某股怨氣? Kacey提出了自己對藝術與「鳩」的看法。他認為從事藝術很容易被標籤為「鳩」;指控背後,是認為藝術無用,兼且製造問題。Kacey把這種思維稱為「工程師想法」——藝術的功能是建構和諧社會的假象,等於一塊貼在淌血的社會上的膠布。 接著,他介紹了一套街頭抗爭藝術理論:「大輕明藝快」。大,在於容易在街頭上引起注意;輕,才能夠方便運輸;明,代表觀眾無須語言解釋已經感受到訊息;藝,意指展示品的藝術性、意義性;快,令訊息能夠以爆紅的方式散播。 社交媒體 Ben Sir活躍於社交媒體,自2016年更開始在無線電視台參與節目演出,積累了一群粉絲。以節目《粗口學堂》一炮而紅的他,自言粗口並非一時貪快的玩笑,語言在「表層結構」下其實還有其「底層結構」。 在全港觀眾眼前談論粗口,難道不具爭議性嗎?他的心得是:令所有人都不尷尬,就可以講及尷尬的話題。他跟製作團隊一直在試探管理層及普羅大眾的底線,過程中實質是一分一寸的話語權爭霸戰。「做學術,就是要不斷尋找可能性,」他如此說。 Kacey對社交媒體的取態比Ben Sir更激進。「Facebook開始盛行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將是我的畫廊。」結果他把自己的專頁打造成為一個教育平台,有策略地加朋友,務求容納不同立場的人,把有關社會的訊息發放給他們。他自豪地說,自己的專頁已經達到5000人的上限,不過觀眾們依然能夠追蹤他的動向。 他舉了佔領運動期間的一個例子:當時天氣預報未來數天即將下雨,對佔領區的營舍構成隱憂。他憶起曾經帶領建築系學生到訪露宿者,街坊教導他以木板搭建去水台,再在上面鋪蓋床墊;於是他在自己的專頁上分享了一副設計圖,借助網民的力量傳達開去。第二天,佔領區果然出現了一疊適用的膠卡板,令他相信網絡平台並非單純的情感抒發,而其實可以鼓勵公眾參與。 雅俗視乎語境 Ben Sir認為,雅俗之分與語境有關。粗口先是一種表達情緒的語言媒介,依附在各種文化模式而生;但到了近年,廣東話的粗俗已經滲透了我們的生活,如電視、書籍、文化及店鋪名稱等。 最「入屋」的印象,必然是他在電視台上公然教授粵語粗口。被問到寫作時加入粗口會否淪為俗套,他笑著舉了個比喻: 「現在你要買樓,就算是一個豪宅單位,也一定會有它的廁所。你會跟經紀說,『麻煩我只想買廁所以外的單位』嗎?難道你要擔心廁所會污染主廳嗎?粗口就是那個廁所。有人問怕不怕提倡粗口會破壞中文的正統性,我反而覺得,研究方言、粗口,正正是建基於對中華文化的信心!」 Kacey幾年前退下教席,之前一直有教授理工大學的建築學系。修讀這類人文學科的同學,是無法跟凡世俗事割裂的,因為學生在設計過程中,必然會思考「社會需要甚麼」的問題,如此便避不開社會政治了。反而,他看到文宣式的政治勢力正蔓延校園,令教職員恐懼被以言入罪,繼而進行自我審查,阻礙學術發展和創作自由。 是否存在「離地」的藝術?Kacey認為,儘管藝術不等於普普文化,任何藝術都是植根於創作者的成長背景的。也許當代觀賞者會覺得印象派畫作很「離地」,但事實上畫家們也是刻劃著當時盛行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生活。他問在場同學,讀書是為了甚麼?「求學階段,最緊要係立志。」讀書是為了上天堂與落地獄,把所學帶回地面,所以知識增長應該與社會關注愈趨接近才對。 每個藝術場所都有其「參與方式」(rules of engagement),受眾與展品的關係、藝術性的高低,也是誕生於這些潛規則。比如說,畫廊的潛規則是「暗喻」(metaphor),可是到了Art Basel藝術品就成為了一種「裝飾」(decoration),喪失主體性。故此Kacey說道:「藝術性只有強弱,沒有對錯。」 「曾經問人問我,作為一個藝術家,你需要擁有多少個觀眾?」Kacey緩緩豎起食指,「一個。不是我自己。只要有一個人能夠透過作品跟我connect,建立超越語言的聯繫,那就足夠了。」 結語:藝術抗爭 藝術家關注社會,必然會經歷如此的自我盤問:該如何衡量藝術對社會的影響力? 何不走上街頭支援前線?Kacey相信人人都有不同的資源,重要的是不要低估自己,各人視乎自己的才能來貢獻;在抗爭的思維裡,應該用人唯才,每個人都是播種者。 「如果想大家參與,你必須要製造一個安全的平台。香港人只會參與有效果、成本低、有甜頭的活動。」他娓娓道來2014年的時候,深感需要儘早為那場群眾運動定名,於是在自己專頁上舉辦了一次雨傘運動標誌設計比賽,自己匿名投稿了兩個設計,拋磚引玉地招徠到網民的高質素作品。「最要緊的是不領功(take credit)。例如我喜歡改圖『派seed』,擺上高登,其實反能動員更多人。」 Kacey表示自己從未擔心政治會凌駕藝術,因為身處於文化抗爭的狀態裡,兩者根本無法切割。相反,兩者其實可以相輔相成:「藝術家經常投訴兩樣野:冇觀眾、冇空間。街上那些人,不就是觀眾嗎?堂堂咁大條街,不就是空間嗎?」 Ben Sir則認為,我們需要某程度的「離地」,因為透過抽離人才能反省自身。他以自己年輕時到麻省理工學院鑽研理論語言學的經驗,鼓勵青年先配備「上天堂」的能力,以扣得住自己專業領域的方式參與社會。 他接著分享,自己曾經於雨傘運動期間在大台發言三次,可是並沒有開明道姓針對任何人,只評論公眾人物的語言偽術。語言是一門符號系統,能夠含沙射影地揭露現實,表達意見而不失公允。 「守得住即時既野,先有得繼續播種落去。」他語重心長地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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