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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過最觸目驚心的兒科病案


我見過最觸目驚心的兒科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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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是四面白皙的牆壁,隔絕所有外間的病毒和噪音,連來訪者都要穿上槁黃的保護衣。床上躺著一名男生 M,醫生想讓學生們聽聽 M 的心臟,先走過去跟他賣個熟,然後解開他身上纏繞的幾重繩綁。那是醫療體制專門用來應付不合作的精神病患的工具。 醫生看得出我們惶恐的神緒。「放心,這位哥仔沒有大礙,綑綁是怕他滾下床。你們扶著他就好了。」然後他就這樣扔下我們和 M。 M 已經坐起身,迷惘地望住眼前只外露雙眼的黃衣怪人。他的身型雖然較小,但腦後枕竟然遍佈白髮,令我們這批自覺日夜煎熬而蒼老的醫學生大惑不解。三個醫學生站在病床兩側,扶穩並把他擺動的身軀按平在床,其餘的輪流用聽筒檢查他的胸口。 我站在 M 右旁,不時在他耳邊說話,感激他願意讓我們向他學習。M 似乎沒有聽懂,從來不發一語,眼睛也是飄忽不定的。沒事做的我開始觀察,發現男生的容貌有點奇怪,醫學上叫「軀體變形」(body dysmorphism):細小的頭殼(microcephaly)、快要長連一起的濃眉(synophyrs)、還有永遠下墜低垂的嘴角。直覺上,這應該是 Corneliar de Lange Syndrome。變異的基因,一般還會影響病人的智力發展。 完整的一套心血管臨床檢查,需要從腕脈搏開始,偵查脈象的頻率及容量。此時我們才發現,M 身上那件緊身牛仔上衣的雙袖,都是經過繡合而封閉的,故意禁止其手掌外露。而怪異的是,他經常會毫無先兆地用雙手拍打自己,額頭兩側腫起兩塊瘀青。 剛開始的時候,M 只是偶爾抽搐上臂,都被我們制止了。可是輪到第三、四個同學聽心的時候,他明顯更頻密而用力地擺動四肢,並且嘗試坐起身。有一次稍不留神,差點讓他滾下床邊,我們在 M 耳邊重複那句無力的「對唔住,唔好咁啦」,抱著他的肩膊,然後乘勢把他按低。M 不斷掙扎扭動上軀,我們應付不暇,他狠狠地擊打自己額側的傷痕。 人人都聽畢後,我們討論不絕:M 敲打自己,是有意識的行為嗎?我的感覺是,他當時是有意識地進行反抗。隨著時間流逝,他的情緒也愈來愈波動,開始發出嚎叫,而且有點類似搖頭的動作。雖然 M 無法以言語表達,外人也無法輕易猜測其智力程度,但我嘗試代入他的心情:被一群穿戴奇異、不見五官的高大人種包圍制伏,然後用一塊冷冰冰的金屬觸碰自己的胸口各處,足足擾攘近半個鐘—— M 感受到的,大概是煩躁,不安,還有徹底的恐懼。而殘害自己,不過是排解對世界、對自己怨恨的唯一途徑。 醫學生檢查過了,M 的心呼呼作響,長年累月的心室中膈缺損(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使每次泵出血液總會洩漏一部分,以致左心室擴張。醫生露出滿意的表情,帶領我們離開病房。與此同時,護士溫柔地為 M 重新上綁,扭開床頭的二手收音機。我們問醫生,為什麼 M 會不斷拳打自己? 「MR 仔(mentally retarded)很多時候都會如此。他們覺得這樣是自娛。」 曾經有一刻,我寧願M沒有個人意志,所有肢體動作不過是腦電波的隨機發射。因為若非如此的話,我們就是那個以體制之名凌駕他人意志、侵犯對方拒絕的權利的老大哥。 收音機播出音樂悠悠,臨步出隔離電門前,我再次回首。M 平靜地躺在床上,偶有揮動手臂,不徐不疾地擱在半空,像是問安,也像道別,這是他的自得其樂。 後記: 最近在網上寫過關於舍堂的說話,惹來不少老鬼的反感。「都係一個醫生仔姐,憑乜咁串?」的確,每個專業都有其界限,言行逾越了本份,是為有失操守。 跟 M 短暫的相會,同樣提醒我醫學有它的界限——治癒與傷害、意識與譫妄、公共與私人。禁不住憶念曾經見過的病人:中三女生懷疑患上腦癇症,安排了腦電圖卻堅持離院,皆因當天校內有測驗,缺席的話分數會被打八折。兩歲半的可愛男孩,懷疑因 Russell-Silver Syndrome 導致身材矮小,每晚獨自在隔離病房過夜,因為他是「MC baby」(Mother’s Choice,母親的抉擇)。有幸活到四歲多的 Patau Syndrome,雙非父母已經歸境,畸胎則由療養病房長期收留照顧。 醫學讓我明白,世間看得見的問題皆是表徵,要處理的卻是底層的成因。一個小孩腦癇發作,可能是頭殼裡長了腫瘤;腦裡長的腫瘤,卻有可能是基因變異的後果。甚至那些與生活習慣有關的疾病,如糖尿、癡肥、慢性肺病,一個好醫生也不會責怪病人咎由自取,反而會著手改變塑造習慣的內外因素。 個體的痛苦,何嘗不是社會病態的遺禍?普通人自然對孩子多幾分熱情和寬容,可是進入成年後,命運的不公允就需要孤身一人承擔。甚至,要為曾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噩運而道歉。 參與欺凌的同學,某程度上也是受害者。當中有些受到處分,但這絕對不是彰顯公義的辦法。我擔心的是,大眾企圖找一兩人來「祭旗」,甚至將火勢推向整個舍堂文化,卻寬容了塑造這套機制的幕後黑手。請不要再假仁假義,稱指正者、頒布懲戒者有什麼陰謀;真正將孩子推向深淵的,是一群散播名為暴力的病毒、隱匿於制度裡的潛伏者。尤其是那班在煽風點火的老鬼,毋須慨嘆舍堂世道中落,後輩怎樣行事為人,不過是模仿著前人豎立的榜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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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鋼琴課(11):Art Blakey & The Jazz Messengers,《Moa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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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又彈了一會兒。可是我仍然覺得鋼琴營造不到我想要的效果。單音旋律太薄弱了,加上和弦又嫌聲音太寡,欠缺Lee Morgan的小號散發的力量。此時一道靈感在腦中閃過,就是像Thelonious Monk般把手指放扁,同時按下附近半度或一度的音。聲音立刻變得狂放不覊,有如小號的滑音(grace notes)和咆吼音質(growling)。我感覺到在我裡面有種鬆了綁的感覺,音樂帶著一股原始的野性向前奔馳。那份令人竊奮的快感,就像一道淫邪的微笑,滿有挑逗的意味。 「我就是想你找回這股青春的勁力。」 「Lee Morgan的吹奏很性感,讓人熱血沸騰。」 「你是說他的音樂挑起了你某方面的情感?」 「也許是吧。」 「這點則涉獵到音樂的『精神分析』了。所謂精神分析,就是嘗試確立音樂在『本我』、『自我』與『超我』三個層次裡分別發揮的功效。」 「我聽說過,是佛洛伊德提出的學說。」 「是的。簡單來說,『本我』掌管著慾望,『自我』是負責處理現實的意識,而『超我』則是內在的道德判斷。根據Heinz Kohut的心理學理論,音樂帶來的精神愉悅可以歸納為三種:第一是本能的衝動和情感,在潛意識中得以疏洩。第二是掌握模仿自然界力量的聲音,令『自我』感受到控制權。第三種『超我』的快感,源於對文化體制裡美學標準的服從。 「同樣地,我們可以採用這個觀點來理解爵士樂。如果你細心留意的話,你會發現小號的音色與一種自然界的聲音很類近。」 我想了很久,還是沒有什麼頭緒。 「是否有點像放屁?」 確實有點相似,尤其是那幾顆滑音,彷如有氣體擠出的感覺。「可是,若然他的音樂讓人聯想到放屁,應該會讓人反感才對吧?」 「正好相反。對於某項生理反應的負面觀感,是社會強行加諸的。自小我們便被教育放屁是『粗獷無禮』的行為。然而,放屁其實是小孩子成功控制肛門括約肌的結果。所以在潛意識裡,放屁有這麼一層賦權的意義。透過演奏小號,這股原始的侵犯欲得以宣泄,這就是爵士樂蘊藏的力量根源。」 「難怪這首歌叫《呻吟》了。」 「不過,有一點我必須要提醒你。要小心力量的誘惑。」 「力量的誘惑?」 「力量是一種具放射性的精神物質。它不以特定的軌跡進行,所以任何被放置在力量場內的物體都會受到感染。接下來發生的就是靈魂被侵蝕。當殘留在體內的物質累積起來,物體也會成為放射體,向周遭施以力量。」 當我事後深入思考這番說話,我發現這個城市到處都是被力量摧殘的痕跡。從家庭、校園到職場,人與人相處間不斷製造連環的傷害。說不定在我裡面也有點被扭曲的什麼存在,我無奈地想。 「令人想起浮士德與魔鬼的交易。」 「你知道魔鬼的名字嗎?」 「撒旦?」我依稀記得小學宗教課時提過。 「它原來的名字是『路西弗』(Lucifer)。路西弗原是天堂裡掌管敬拜的重要天使,可是由於挑戰上帝的權威,被貶至地獄。」 「墜落的天使。」我自言自語地唸道。 「關於人心的墜落,存在著一個名叫『路西弗效應』的學說。就是那個囚犯與獄卒的社會實驗。心理學家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指出環境因素和權力可以驅使人作出罪行,有些行為甚至與其性格南轅北轍。 我們的自我認知,在很大程度的意義上建構於別人如何看待我們。有些人令我們感到自卑和怯弱,亦有些人會挑起我們的性興奮和控制慾。在不同群體裡,我們被分配了不同的身份角色,有領導也有跟隨的時候。久而久之,我們便會按照別人對我們的期望而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簡直是自我實現的預言。 年輕人的衝動魯莽,也可以如此解釋。問題不是他們的本性奸惡,而是懼怕不被認同,懼怕失去該身份角色帶來的力量。音樂是品味,知性也是一種品味;有些人喜歡玩預先編好的big band,甚至是罐頭式的ambeint music,是因為他們恐懼找不著自己獨奏的聲音,寧願藉群體的雜聲淹蓋自我。」 「老師,那麼如何才能走出魔鬼的陷阱?」 「為甚麼要走出去?你要識破它,然後過得比他們好。優雅地抵抗,輕盈地堅持,這就是爵士樂的精神。」 望著黑白相間的琴鍵,我失卻了視覺的焦點。有些感覺聽起來好像不合情理似的,不合理得你會質疑它的真實,然而它的強烈令你無力提出任何否定。而在那一刻,在我裡面有一股想乘船駛至海中央、引擎嘈雜地運轉著、然後不顧一切地大聲哭泣的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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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單:《逃避自由》(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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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記得上次論壇裡梁天琦說,舍堂生活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爭,是每個人都無可避免的掙扎。未來幾天我會整合一個書單,讓有心的過來人得以認識這些有關「個體/群體」的經典,送上寥落的安慰。 論權威性格的心理成長因素 人們的批判思考往往在幼年時期開始受到打壓:面對成年人的表裡不一,小孩的正義和真理意識受到損害。然而他只能壓抑自己的批判能力,否則他很難接受自己身處一個虛偽、軟弱的家庭;孩子可以感覺得到別人的敵意或偽善,因而產生厭惡之情,可是這種反應會立即遭到成人的制止。他們被教導要不帶挑剔地友善待人,隨時面帶笑容,擁有一套不屬於自己的感情。 不只如此,在我們的文化中,社會藉「教育」之名削弱孩童的自發性,以附加的情感、想法取代個人的原創性心理活動。有多少個孩子會真心喜歡上學?然而為了討好父母、師長,他學會以「虛擬願望」取代「原始願望」,並要說服自己那是由心而發的意願。難怪大多數孩童對外在世界都存在某程度的敵意與叛逆。 我們的世界懷著對孩童(和所有無權力者)的高傲與蔑視,進行剝奪個人思考的工程。其展現方式有五(標題由筆者撰寫): 偽善:企圖隱瞞真相,將外在世界籠統扭曲。 訊息氾濫:傾倒大量零散的資訊,佔據學童思考的時間精力,以致窒礙思考。 碎片化:毀滅個人對外在世界的結構化印象,失去理解各種事實的整體角度,以致我們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不再關心。 相對主義:一概而論地宣稱所有真理都是相對,會令人失去拷問事實的好奇心,唯一剩下的動機便是個人與社群的物質利益。 專業主義:將每個人都面對的存在問題複雜化,讓人不再信任自己思索問題的能力,轉而等待專家的答案。 他認為,我們的文化創造了一種永遠不會過度悲傷、生氣或興奮的「正常人」樣板,將不符合規範的個人標籤為「幼稚」或「神經質」。然而這種對極端情緒的壓抑,扼殺了個人感受世界的能力,亦變相令生命中其他經歷變得單調,結果導致社會上出現廉價而虛假的多愁善感。矯情催淚的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引起共鳴,是因為內心乾涸的消費者需要依賴外在的感情灌輸。 另一方面,由於我們一直活在社會的期望、扮演被指派的角色、忙碌追逐他人的夢想,以致我們甚少停下來思考這是否自己真的想要的人生。可是時間越久,我們越害怕提出這道問題,因為答案有機會動搖自己所有行為的基礎。 結語:自由與民主 社交媒體拉近了全球網民,卻同時削弱著每個人的存在感。現代人渴望變得與眾不同,但除了「我很不一樣」以外,他沒有更大的長處。身上配戴的工作名牌還是精品名牌,皆不會讓我們變得更「個人」。並非任何願意犧牲自我利益而追求的事物,也會自然成為崇高的「理想」。真正的自我價值,在於「當下的行為經驗」;真正的理想,在於「能夠促進自我的成長、自由與幸福」。 「自發性」(spontaneity)的拉丁文字根「sponte」,原指個人的自由意志。故此自發性行為不單是「做某件事」,更指連結於個人情感、智性與感官經驗的創造特質。個人若得到更多自由,要麼透過自發性的愛和生產性的工作,與外在世界連結;要麼只能藉由犧牲自由及自我完整性,來換取安全感。「生命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本身。」 擁有表達思想的權力這回事,只有當我們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想時,才具有意義。 佛洛姆半世紀前已經留意到社會對「民主」、「自由」與「個人主義」等口號的濫用;到了「後真相政治」的今天,我們只見現代人的個人空間不斷倒退。民主制度成功與否,視乎社會是否以個人成長與幸福為目標,唯有相信積極自由的價值,民主才能戰勝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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