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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口味遊印度——談義工旅遊


重口味遊印度——談義工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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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1至17日,我在印度加爾各答的Nirmal Hriday——又稱「垂死者之家(Home for the Dying and Destitute)」做了一星期義工。由於院舍位於Kalighat區,義工們通常稱之為Kalighat。 在香港人眼中,「印度」代表的只有喬寶寶、瑜伽、體臭、神牛,和各款重口味的咖喱。歷史知識較好的會知道,德蘭修女在加爾各答創立了第一間收容所,自此開始了Missionaries of Charity(簡稱MC)的善工。現在MC的工作遍佈全球各地,連香港也有兩間院舍。 MC在加爾各答開辦了7間院舍,照顧不同群組的需要,包括遺棄兒童、精神病患、肢體殘障者和街童。為了尊重場合和當事人,一般情況下義工都不准拍照,就算要拍也要先從修女得到photo pass,而且要遵從一定的規矩,例如不許拍人、不許在網上傳播等。 然而在7間院舍中,唯有一間是不派發photo pass的——那就是Kalighat了。也許加上「垂死者之家」的名字,令Kalighat更添謎一般的色彩。有幸參與服務一星期,我覺得自己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向被職務、學務、家務纏身的香港人分享我的見聞。   現況與成因 印度是一個充滿發展矛盾的國家。要感受真正的印度,必須要走到街道上。一隻野牛在垃圾堆中覓食,尾巴揮不走纏擾的蒼蠅;男人坐著圍住公共水井洗澡,旁邊沒有遮掩的尿兜傳來阿摩尼亞的惡臭,赤裸的孩子與母親睡在路邊的爛布上。此時一架電單車瘋狂地響鞍,從狹窄的橫巷衝出來,路邊被擦到手臂的途人高聲喝罵早已奔馳離去的年輕司機。 幾乎每天,MC都會有一支由長期義工組成的外展隊,在這些街道和火車站找尋病情嚴重的露宿者,把他們接到有床位空缺的相屬院舍。我跟其中一個在當地工作了3年的香港義工阿娟聊天,她跟我分析印度被遺棄者的問題成因。   1、性別觀念 印度社會依然有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觀念。女兒出嫁時,家人要付男方聘金,於是有很多人遺棄女嬰,怕就算生得下來也養不大。順帶一提,在印度進行產前性別檢驗是違法的。   2、醫療制度 印度的醫院同樣分公營和私營。私營的收費自然較貴,然而到公營醫院看病的醫療費用也絕對不低。香港的急症室劃一收費$100,急症住院每天也不過$100,其餘支出由政府負擔;在印度,醫生的見診費用雖然只是港幣$2(差不多等於當地一頓飯的價錢),可是病人就要拿著藥單到醫院以外的藥房買藥。假如要做手術,一切醫療設備都要病人自付——包括紗布、消毒藥水、甚至醫生戴的手套!病人的家屬則有更重要的任務:到訪不同的醫療用品店,租借手術用具和購買輸血包。加上,醫生每天巡房時只會處方當天需要的藥物,所以病房裡全都是請假前來的家屬,隨時候命去「撲藥」。 阿娟告訴我,她曾經在病房裡遇上一個印度家庭,一個貌似父親的男子愁眉苦臉,旁邊較年輕的應該是他的兒子。那個年輕人告訴她:他的弟弟因車禍撞傷了腿,醫生為他做了駁骨手術,可是高昂的住院費用已經讓他們花光積蓄。醫生告訴他們,要麼你們想辦法籌錢,要麼把弟弟的腿截掉,一了百了;父親就是因這件事感到惆悵。後來數天,阿娟再也見不到那家人了,相信又是另一個無奈的現實結局。他的弟弟才十來二十歲,餘生都要拖著一條瘸腿做人,可是他又能夠怪誰呢? 阿娟不時要陪伴露宿者出入醫院,也不乏與當地醫護「交手」的經驗。3年來,她見盡印度醫療制度的腐敗:貪污、程序錯漏、指示模糊…最後受害的當然是束手無策的病人。有病人做手術前12小時開始禁食,可是等到原定時間過後12小時,醫院竟說當天的床位滿了,手術延遲到第二天。就算付了昂貴的藥費,有醫護會偷偷為病人換藥,使末期癌症病人無法使用較好的化療藥,中間的差額自然被貪走了。 不完善的醫療系統,令精神病人及長期病患者成為家人的沈重負擔,最終被遺棄街頭。火車站裡那些滿身無法愈合的傷口的人,他們的共同命運只有等死。   個人反思 講起義工旅遊,近年香港社會不乏批評的聲音:義工旅遊不但浪費自己的時間和資源,更為當地人帶來不便之餘。這次我也是帶著同樣的疑惑出發,期望找到義工旅遊的意義。讓我先從服務內容說起。 Kalighat約有80名院友,分開男女兩邊服務。義工每天的工作流程如下: 早上(8am-12pm) 8:00am 派早餐、洗碗 8:30am 洗衫晾衫、按摩、洗澡、刮鬚、餵藥、洗傷口 10:30am 茶點休息 11:00am 派午餐、餵午餐、洗碗、洗地 下午(3-5pm) 3:00pm 收衫、按摩、洗澡 4:30pm 派晚餐、餵晚餐、洗碗、洗地 第一天上午,有義工朋友帶我參觀了一轉後,我就直接開始工作了兩小時。有個伯伯呼喚我,用掌心掃著下巴,我就打算去找電鬚刨。怎料那裡只有手動的刮鬚刀;我自己也只用過一次,幾年前在大陸的旅店貪玩試的,那次還刮傷了臉。我不敢弄傷他們,於是走到天臺幫忙晾衫,之後派飯和洗碗,還有用氣味濃烈的消毒水洗地,一直忙到修女十二點敲鐘,汗水幾次澀疼了眼睛。 才不過兩小時,我已經感到身體的疲倦了。不過體力勞動了兩小時,累了也正常吧我想。頭兩天,這種被體力勞動掏空自己的感覺很強烈。我感覺自己像一台機器,重複幹著技術要求=0的工作。老實說,做的時候我根本沒有閒暇思考,只關心如何快點把碗洗完。   一個星期就這樣過去了,我坐在電腦前,強逼自己面對無法逃避的問題:究竟義工旅遊有什麼價值呢? 出一分力?從utility的角度看,留在香港賺錢再請多幾個當地員工,似乎更符合效益。 識人?那裡的義工指引第一條列明:「 Work in the presence of God. Kalighat is not a place for socialising.」以交朋識友為目的,會否本末倒置了呢。 體驗他人的苦難?不少人做完社會服務後,感受最深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學會珍惜當然是好事,雖然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這種awareness,無需人教。但是身處水深火熱的人,沒有義務以自己的苦難建立我們的幸福。 再者,何謂「體驗」?小學生三日兩夜歷奇體驗營才叫「體驗」——「體驗」代表一段短暫的嘗試,是一種「試過就算」的集郵心態。關於這點,我反思了很久:我跟阿娟說,Kalighat的環境比我想像中好。她答道,我們走運了,上星期才走了兩三個,有的甚至撿進來兩個小時就停止呼吸了。我問自己,究竟我是抱著什麼期望去服務呢,看人家的坎坷?追求新鮮的體驗?我自問也有一絲因為無法「全盤體驗」Kalighat的垂死氣氛而失望。阿娟的一席話,點出了我的心態問題。 工作一段時間後,我發現了義工服務的其中一個意義:維護人的尊嚴。Kalighat裡,各人承受著各種的痛苦:一個腦袋受創的人永久失去飽腹的感覺,吃得過量又會嘔吐;一個癱子經常需要洗澡,礙於語言不通,每次換衣服都是一場與義工的搏鬥;一個神智清醒的末期病患者,每天絕望地面對四面空牆和自己隨時到臨的死亡。沒錯,多請些長期看護可以更有效照顧他們的起居需要,可是出於義務的服務讓他們不至被物化為一件件被人manage的包袱。第二天,那個伯伯再次要求刮鬚,這次我大膽拾起刮鬚刀,小心翼翼地為他清潔。他們照鏡的神情告訴我,刮鬚不是衛生要求,而是出於一個男人的尊嚴。往往在微細的地方,例如刮鬚是否乾淨、失禁後幫他們換褲時的表情反應,最反映到義工對他們的尊重。阿娟說,能夠讓他們重現笑容,已經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了。 這個星期,也讓我思想到一些義工旅遊應該注意的事項。學會向擁抱你的街童「say no」,給錢會鼓勵他們用身體接觸換取關愛,反而助長兒童性侵。做義工固然有自由表達關心的空間,但是也不忘要按程序做事,服從當地人的指示。不要因為怕離別造成的傷害而拒絕建立關係,可是不要許空承諾,也要避免不均等的待遇令他們產生嫉妒。   如果要綜括這個星期裡我的個人得著,我想到以下3點:   1、謙虛是「用愛心做小事」 星期六的早上,我如常在烈日暴曬下晾衫,頭暈暈的準備下去替他們刮鬍子。此時我看到樓梯對面寫著一句德蘭修女的名言:「Not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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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蘭巴托(3):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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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做義工服務,該問的問題不是「我們做到什麼」,而是「他們需要什麼」。前者的出發點也許是富善意的,期望達致更高成本效益。不過,這衍生了不少值得考慮的觀點: 討論應否以「成本效益」來衡量義工服務前,首先要了解何謂「成本」。除了金錢與物資,這裡還隱藏了人力資源的意味。論及「效益」,各人按著才能取長補短本是好事;但假若我們以能力或學識自居,繼而判辨服務的難度或挑戰性,則難免本末倒置。循此邏輯推演,義教的責任應留給當地老師,在海灘拾垃圾的工作應由清潔工人擔當,各人只需發展自己擅長的方面即可。由此可見,社會服務的意義並不能從宏觀且理想的角度衡量。 這種思維更危險的地方在於,義工不應以一種權威式、由上而下的角色來拯救或可憐服務對象。所謂「service」,相同字根的名詞還有「servant」,即奴僕。說起奴僕,不其然讓我想到耶穌的典範:捨棄尊榮,以卑微的形象出現在世,無條件地順服於他人的意志,完成各種被世人看為污穢卑賤的工作。義教與教學不同,傳授的不是書本知識,反而是一份愛和被看重的感覺。 也因為如此,服務者不應以博取對象的認同為目標。最近有一篇關於停止義教的文章,提醒讀者思考自己行為的動機。到底我們是從自己或服務對象的角度出發?孩子不喜歡我們籌備的活動,因此反應冷淡,我們傷心是因為擔心悶壞他們,還是因為得不到預期的成就感?孩子的生活條件不俗,我們不為此感恩之餘更稍有不快,是否因為質疑他們接受服務的資格,抑或因為我們期望體驗他人的不幸?我們想體驗,心裡抱著的是「人一世物一世乜都試下」的玩樂主義,或者「假期冇野做做義工可以買個心安理得」的贖罪態度嗎?有些時候,我們會以「幫到人」等藉口隱瞞了自私的動機,到最後連自己也欺騙了。 回到討論的起點,究竟孩子們需要什麼?扶貧來說,城市人願意體驗貧窮,卻捐不出實際金錢援助。對於社會上的不公平,我們只願意停留在認知,而忽略行動。「無人有義務成為霎時感動的主角」的說法略嫌偏激,卻同樣帶出都市人對社會服務的不當心態。柬埔寨的孤兒院悲劇,正是源於這種消費主義思維。 8 她是一個喜歡穿粉紅色的女孩。第一天到埗時,她穿了一條粉紅色吊帶褲,我讚她穿得好看。她那繃緊的尖削臉蛋露出了笑顏。 她很聰明,理解遊戲規則的悟性很高。繪畫和勞作方面尤具天份。她獨立,喜歡自己完成工作,我坐在旁邊看著。 有一天,她跟數個同齡男孩打起架來,她拿起籃球直往其中一個的頭扔去。我看到她滾動的眼眶,像一隻受驚的貓。還有一次,她把呼拉圈從另一個孩子手中搶過來,我正想阻止,她卻把呼拉圈遞給另一個義工,他之前伸手想玩但讓了給那孩子。 玩集體遊戲時,我留意到她不大活躍,於是跟她指手劃腳解釋規則。事後我發現,她並非不懂規則,而是對營火會式的遊戲不感興趣。我還觀察到,每當她發現我望向她時,她都會刻意表現得較活躍。 關於為什麼她穿粉紅色,我終於明白了。那是一份順從與違抗社教化的矛盾意志下、含蓄而缺乏安全感的善意的包裝。 9 團友的兩段分享使我感動:一個在明信片上用英文寫著:「當你有朝一日看得明白這段話,便找我吧」,內附電郵地址。另一個親手製作了一本簿,寫了日常生活對答字句的英語和蒙古語對照。 我仍停留在沈思中,行動的時機卻已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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