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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單:《狂熱分子》(四/四)


書單:《狂熱分子》(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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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記得上次論壇裡梁天琦說,舍堂生活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爭,是每個人都無可避免的掙扎。未來幾天我會整合一個書單,讓有心的過來人得以認識這些有關「個體/群體」的經典,送上寥落的安慰。 第四部、始與終 《狂熱分子》最終一章裡,作者歸納出造就一場群眾運動的三類人,並解析他們各自的性格和功能。 1)言辭人(men of words) 教士、先知、作家、藝術家、知識份子⋯⋯這些「言辭人」的共同點是:群眾願意傾聽的,其言詞卻不會帶來即時效果。儘管如此,群眾領袖卻需要籠絡他們,因為他們可以以各種方式為運動鋪路: 攻擊現行制度的威信; 為新信仰創造宣傳口號; 在依賴信仰的民眾間製造「信仰真空」,令他們熱切渴求任何一種新信仰; 動搖本身沒有信仰的人,讓他們無法抵抗新興起的狂熱信仰。 作者一言戳破言辭人的弱點:「在位者只要表現出謙恭和懷柔的姿態,就可以把他爭取過去。」言辭人有一種深切的心理需要:被肯定。他們喜歡別人尊重多於服從,喜歡得到權力的表象多於權力本身。 書中打了個幽默的比喻:耶穌並不是基督徒,一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個說法何解?作者想指出,假如邀請言辭人為一場革命提出理論基礎,他們會樂於這個展現才華或演練思維的機會。他們無從預計把理論化為實際行動的後果,因為他們根本不會視其言辭為行動綱領或信仰。 這就是知識份子的悲劇:他們本質上是個人主義者,然而群眾運動一旦成形,權力就會落入那些不相信也不尊重個人者之手。當日喜氣洋洋地慶祝共產主義來臨的知青,怎料到這具自己親手構建的社會機器,他朝會將自己壓碎? 2)狂熱者 霍弗認為,狂熱乃創造欲望得不到滿足的結果。他發現,大部分納粹領袖原先都有藝術和文學上的野心,可惜根據當時世俗或是自己的藝術標準,他們的作品都無法得到肯定。 這份無法與自我取得和諧的心理狀態,有如《鐵血與音符》裡描繪的德國人民族性格,會促使人追求改變現況,摧毀既有固定的秩序。法國女豪斯塔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於法國大革命時寫道,「德國人的服從性極其旺盛。他們會用哲學推理去解釋世界上最不哲學的東西,會尊敬力量,並因為恐懼而把折衷尊敬轉化為仰慕。」 3)務實的行動人 為了令群眾運動成功建立新秩序,必須仗靠「行動人」。他們以折衷的方法鞏固新社會,甚至繼承很多舊秩序的維穩方法,從而將鬆散的架構定型。當一場運動開始吸引有事業野心的人加入,意味著它的全盛時期經已告終;它不在意創造新世界為務,而只求掌握和保持現在。 然而,領袖絕不能讓民眾過得安逸——狂熱的群眾只會尋找另一種信仰,來取代新的高牆。沒有外敵可摧毀時,同一陣營的狂熱者就會彼此為敵。希特勒在1934年清算掉勒姆(Röhm)後,寫給信任衝鋒隊隊長的任命狀裡如是說:「他們已經把虛無主義當成終極的信仰……他們只能在陰謀活動中得到內心的安寧,在不斷企圖破壞既有的秩序中獲得滿足」。 所有群眾運動都是從同一類人中間吸收信徒的。所有群眾運動都是彼此競爭的,而且可以彼此取代。要阻壓一個群眾運動,方法往往是以另一場運動取而代之。 霍弗總結,「狂熱既是一種靈魂的疾病,卻又是一種可以讓社會和國家振衰起弊、死而復生的神奇工具」。只有擁有一個無止境的目標,一個國家才能保持其潛在能量。目標不需要崇高,卻應該含糊其詞一點,讓民眾能夠鍥而不捨地投入到永恆進步的機器裡,才是有益的群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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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單:《狂熱分子》(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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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記得上次論壇裡梁天琦說,舍堂生活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爭,是每個人都無可避免的掙扎。未來幾天我會整合一個書單,讓有心的過來人得以認識這些有關「個體/群體」的經典,送上寥落的安慰。 第三部、團結行動與自我犧牲 接下來的部分,作者集中分析群眾運動的策略,探討其促進成員自我犧牲的方法。將此章節與「異托邦三部曲」(《勇敢新世界》、《1984》、《我們》)平行閱讀,會驚嘆於先哲們的前瞻遠見。 1)把個人同化到集體 要讓人面對苦難和死亡的威脅,僅僅依賴自己的勇氣是不足夠的。所以第一步,必須撕去個人的自我特殊性,然後建立對群體的認同。透過認同,個人成為了某種永恆之物的一部分;當所有情感與價值都源自團體的身分,他自然會感到來自群體的力量。過程中,不能容許他感到孤立;亦不能讓他們有機會認同自身群體以外的身分。關於自私者在集體中會展現無私奉獻的情操,有學說把這種現象稱為群眾運動的「道德淨化」作用:喚起信徒一種悔罪罪犯般的情緒狀態。 斯大林政府當年就運用了這個方法的相反面,來降伏布爾什維克派的老幹部:徹底切斷他們與服務了一輩子的黨及俄羅斯人民的聯繫。結果這些曾經忠誠而自負的軍官,全都在群眾面前自我批鬥,供認自己的罪行,藉此重建與那永恆群體的連結。 2)戲劇元素 領袖的主要職責,是為追隨者創造一個夢想,讓他們覺得自己在參與一件肅穆莊嚴的大事,繼而把一己生死拋諸腦後。自我犧牲不可能是出於任何具體利益的考慮;沒有人會為了一個勳章而戰,相信也無人會為了蓋棺的紀念旗幟而戰死沙場吧! 所謂的戲劇元素,就是指「榮耀(glory)」。它是一個舞台概念:知道有觀眾在看,演員才會賣力演出。「榮耀」具有藝術性的昇華作用:被榮耀之情充滿的時候,犧牲的個體變成了烈士,會被同代人及後世傳誦。作者指出,遊行、檢閱、儀式與典禮等壯觀的場面,可以讓參與者和旁觀者都產生共鳴。 (下回可以談談藝術形式的社會作用。有不少思想家將希特拉的暴行與他對悲劇、華格納、黑格爾的鍾愛扯上關係。此言不虛。) 3)貶低現在 革命中看似不切實際的目標,實質是對抗「現在」的策略。通過貶抑現在,失意者獲得一種隱約的平等感,得以掩飾自己的無能。 相反,「適應良好的人都是差勁的先知」,沈醉於愉快生活的人會對逼近的改變茫然不見。 4)教義 教義不是讓人去理解的:「只有對我們不理解的東西,我們才會有百分百的信仰。」(帕斯卡《思想錄》)狂熱者會把信奉的教義視為解決世界一切難題的鑰匙,期望”to solve mor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in a technological way”(某牛津派英哲之言)。 5)狂熱 你無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說服一個狂熱者拋棄他的大業。他害怕妥協,因此你不可能讓他相信他信奉的主義並不可靠。 忠實信徒對感情依附的需要,往往會把他信奉的教義提昇至神聖偉業。他們會覺得,寬容是一種軟弱、輕浮和愚昧的象徵;唯有跟自我妥協得到的人能夠對世界保持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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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單:《狂熱分子》(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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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記得上次論壇裡梁天琦說,舍堂生活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爭,是每個人都無可避免的掙扎。未來幾天我會整合一個書單,讓有心的過來人得以認識這些有關「個體/群體」的經典,送上寥落的安慰。 第二部、潛在的皈依者 霍弗開宗明義:一個群體的性格和命運,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員決定。因此,要了解群眾運動的走勢,也需要從當中的關鍵成員——也就是狂熱分子——入手。他列舉了十一種群組,這些人都對社會心懷不平,其足跡亦遍佈各場大型歷史革命: 窮人、畸零人、被遺棄者、少數民族、青春期的少年、有野心的人、被某些惡德或偏執挾制的人、身或心方面的無能者、極度自私者、對生活厭煩的人、罪犯。 其中的論證略嫌粗疏,在此也不贅了;不過值得關注的是,作者提出狂熱運動如何吸引並煽動這些社群的心理因素。 領袖首先要明白,參加群眾運動的人追求的不是自由。軟弱者參與團體,是為了逃避個人責任,為了得到「免於自由的自由」。吸引與維繫追隨者的,不是主義或承諾,而是能否提供人們一個避難所,讓他們逃離焦慮、空虛和無意義的生活,融化到一個緊密無間的集體中。 在一個極權社會中,革命會爆發,一般都不是因為人們對壓迫和困苦的怒火趨於沸騰,而是由極權架構鬆動所導致。當身處極權社會的人民揭竿起義,反對的不是它的邪惡,而是它的無能。他引用 H. G. Wells 在《The Outline of History》裡的說法,指在宗教改革的時代,之所以能發起教會內外的反教會活動,在於人民希望得到更充分更多樣的宗教控制,而非從中獲得釋放。霍弗認為,中國社會較不容易出現群眾運動,大概是因為其牢固的家庭觀念(這點卻有待商榷)。 再觀乎德國的例子:於 WWI 戰敗後,德皇專制解散成為威瑪共和國,其鬆懈的民主主政體卻讓習慣聽從權威的德國人民無所適從。按照 Theodore Abel 於《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一文的講法,他們震驚於「他們必須參與政府,選擇一個政黨和對政治事務作出判斷」。因此舉國上下都期待著一個比德皇更加勇悍果斷、雄壯威武的強人領袖。 那麼怎樣的時機才算成熟呢?與一般見識不同,他認為不滿情緒最高漲的一刻,並非形勢惡劣得令人絕望之時,而是生活條件有點改善,以致理想快能實現的剎那。宣傳一個近在咫尺的希望,能夠煽動人們追求奢侈品般勇猛的激情。是的,驅動我們追求必需品的是恐懼,追求奢侈品卻能讓人心生壯烈豪邁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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