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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單:《逃避自由》(三/三)


書單:《逃避自由》(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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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記得上次論壇裡梁天琦說,舍堂生活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爭,是每個人都無可避免的掙扎。未來幾天我會整合一個書單,讓有心的過來人得以認識這些有關「個體/群體」的經典,送上寥落的安慰。 論權威性格的心理成長因素 人們的批判思考往往在幼年時期開始受到打壓:面對成年人的表裡不一,小孩的正義和真理意識受到損害。然而他只能壓抑自己的批判能力,否則他很難接受自己身處一個虛偽、軟弱的家庭;孩子可以感覺得到別人的敵意或偽善,因而產生厭惡之情,可是這種反應會立即遭到成人的制止。他們被教導要不帶挑剔地友善待人,隨時面帶笑容,擁有一套不屬於自己的感情。 不只如此,在我們的文化中,社會藉「教育」之名削弱孩童的自發性,以附加的情感、想法取代個人的原創性心理活動。有多少個孩子會真心喜歡上學?然而為了討好父母、師長,他學會以「虛擬願望」取代「原始願望」,並要說服自己那是由心而發的意願。難怪大多數孩童對外在世界都存在某程度的敵意與叛逆。 我們的世界懷著對孩童(和所有無權力者)的高傲與蔑視,進行剝奪個人思考的工程。其展現方式有五(標題由筆者撰寫): 偽善:企圖隱瞞真相,將外在世界籠統扭曲。 訊息氾濫:傾倒大量零散的資訊,佔據學童思考的時間精力,以致窒礙思考。 碎片化:毀滅個人對外在世界的結構化印象,失去理解各種事實的整體角度,以致我們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不再關心。 相對主義:一概而論地宣稱所有真理都是相對,會令人失去拷問事實的好奇心,唯一剩下的動機便是個人與社群的物質利益。 專業主義:將每個人都面對的存在問題複雜化,讓人不再信任自己思索問題的能力,轉而等待專家的答案。 他認為,我們的文化創造了一種永遠不會過度悲傷、生氣或興奮的「正常人」樣板,將不符合規範的個人標籤為「幼稚」或「神經質」。然而這種對極端情緒的壓抑,扼殺了個人感受世界的能力,亦變相令生命中其他經歷變得單調,結果導致社會上出現廉價而虛假的多愁善感。矯情催淚的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引起共鳴,是因為內心乾涸的消費者需要依賴外在的感情灌輸。 另一方面,由於我們一直活在社會的期望、扮演被指派的角色、忙碌追逐他人的夢想,以致我們甚少停下來思考這是否自己真的想要的人生。可是時間越久,我們越害怕提出這道問題,因為答案有機會動搖自己所有行為的基礎。 結語:自由與民主 社交媒體拉近了全球網民,卻同時削弱著每個人的存在感。現代人渴望變得與眾不同,但除了「我很不一樣」以外,他沒有更大的長處。身上配戴的工作名牌還是精品名牌,皆不會讓我們變得更「個人」。並非任何願意犧牲自我利益而追求的事物,也會自然成為崇高的「理想」。真正的自我價值,在於「當下的行為經驗」;真正的理想,在於「能夠促進自我的成長、自由與幸福」。 「自發性」(spontaneity)的拉丁文字根「sponte」,原指個人的自由意志。故此自發性行為不單是「做某件事」,更指連結於個人情感、智性與感官經驗的創造特質。個人若得到更多自由,要麼透過自發性的愛和生產性的工作,與外在世界連結;要麼只能藉由犧牲自由及自我完整性,來換取安全感。「生命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本身。」 擁有表達思想的權力這回事,只有當我們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想時,才具有意義。 佛洛姆半世紀前已經留意到社會對「民主」、「自由」與「個人主義」等口號的濫用;到了「後真相政治」的今天,我們只見現代人的個人空間不斷倒退。民主制度成功與否,視乎社會是否以個人成長與幸福為目標,唯有相信積極自由的價值,民主才能戰勝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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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單:《逃避自由》(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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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記得上次論壇裡梁天琦說,舍堂生活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爭,是每個人都無可避免的掙扎。未來幾天我會整合一個書單,讓有心的過來人得以認識這些有關「個體/群體」的經典,送上寥落的安慰。 佛洛姆提出了三種逃避自由的機制,在此將整合介紹一下。 1. 權威性格 擁有這種性格的人,會寧願放棄自我,將自我與外在的事物熔接在一起,以獲取自我所欠缺的力量。他們會把遭受的折磨視為命運,是無法改變的環境因素。 作者舉了幾個生活化的例子。那些受虐式性變態(masochistic)的人,企圖透過讓身體受束縛,變成虛弱無助的個體,從而產生性興奮。與此同時,施虐式性變態者(sadist)其實也依賴著其虐待對象,喜歡支配對方的快感;施虐傾向甚至會偽裝成過度的善意,以關懷之名侵犯對方。佛洛姆認為,「施虐-受虐性格」是一體兩面,當事人容易把渴望與對方融合的情感與愛意混淆。「從心理意義上來說,權力欲不是植根於力量,而是來自於軟弱。」 另外,某些人接受精神分析時,容易對精神分析師產生強烈的依戀;這種人期望從權威身上尋求自身命運的解救,甚至想讓對方為自己承擔責任。他認為,造成這種權威性格的原因,不是佛洛伊德提出的戀父/戀母情意結,而是成長中自我發展的挫敗導致的焦慮。 為什麼奴隸反而會壓抑怨恨,甚至轉化為對權威者的盲目崇拜呢?因為這樣做可以消除因為憎恨而帶來的痛苦和造反的危險,並舒緩屈辱的感覺。相信「命運」由外在更高力量操控的態度,令人滿足於逆來順受,甚至把它提昇至美德,接受身而為人的無力才是達至幸福的唯一途徑。 「權威性格」者的愛、崇拜及源於順從的心理,會自動被權力挑起。同樣地,無權勢的人會自動地在他心中引發輕蔑感,讓他想去攻擊、宰制或羞辱對方。這就是為何他們看似反抗任何優越的影響力,但又會順服於其他更強大的權威。狂熱分子並非有清晰信仰的「革命家」,他們可以突然從「基進主義」變為獨裁主義的擁護者;只要為他們提供刺激,他們隨時願意接受任何意識形態的領導。 2. 毀滅性格 與佛洛伊德所說的「死亡本能 (death drive)」不同,佛洛姆認為毀滅性是無法實踐自我生命的後果。那是一種在個人內心持續留存、一旦遇到機會就爆發出來的行為傾向。 3. 機械化的順從 採取順從機制的人,會完全模仿社會所提供的人格模型,因此變得與其他人非常相似,按照他人的期望過活。當被問到自己對某件事情的判斷,他只會復述別人的意見,並相信那是他自己經過深思熟慮後的看法。 作者洞察到現代社會的趨勢:權威並沒有消失,而是隱形了。「匿名權威」取代公開權威,化身常識、輿論等面目,利用溫和的暗示影響現代人的判斷。我們的許多決定其實不屬於我們自己,而來自外界的提示;從觀看新聞到選擇餐廳,我們都甘願被媒體報導取締自己實際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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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單:《逃避自由》(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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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記得上次論壇裡梁天琦說,舍堂生活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爭,是每個人都無可避免的掙扎。未來幾天我會整合一個書單,讓有心的過來人得以認識這些有關「個體/群體」的經典,送上寥落的安慰。 John Dewey:「對我們的民主政體造成最嚴重威脅的,並非其他極權國家的存在⋯⋯真正的戰場其實就在我們身上,內在於我們內心與我們的體系之中。」 還記得14年雨傘運動,我第一次感受到身邊原來盛行的「港豬」思維。這份不解,促使我去翻閱佛洛姆(Eric Fromm)所著這本社會心理學經典。《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運用精神分析學說,對歐洲中世紀乃至現代社會作出歷史性分析,道出人格基礎與社會處境如何互相影響。 人類為了安全生活,建立出秩序結構,反而帶給個體疏離的深層焦慮,因此產生逃避自由的現象。現代人容易相信權威主義,或陷入不健康的宗教狂熱,以至物質成癮、自殺等貶抑自我價值的行為,都是如出一轍的展現形式。 佛洛姆先為「自由」確立一個心理研究的定義。自由的意義會根據人類對自我的認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自己是獨立存在的個體,而有所不同。他形容,「個體化」(individuation) 過程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感受到自我力量的增長,另一面則是強烈的孤獨感。當明白到自己從原先的世界整體分離出來,接踵而至的責任和危機會讓人產生一股放棄「個體性」的衝動,渴望淹沒於人群而忘記孤獨。 作者套用 Isaiah Berlin「兩種自由」的理論來分析人的存在兩難。人的「消極自由」,在於其「免受遺傳性的既定機制所限」、克服獸性的本能和物種的天然劣勢。然而這正是人類離開伊甸園後的悲劇命運:雖然不再受縛於天堂的甜蜜無知,卻未能完全自由地掌控自己,亦無從理解自己的個體性。人的「積極自由」,就是其創造自身價值的空間。可惜,現代文明無法為人提供適當的基礎,以致個人被拋進意義失衡的虛無,因此不斷懷疑自我。 佛洛姆指出,「自私」不等同「自愛」,而是其對立面。正是那些欠缺安全感、整天焦慮的人,才會產生自戀傾向,以崇拜自我來補償內心的厭惡。一般來說,支撐(虛假的)自我的方式包括:財富、社會威望、權力、家庭、民族/階級自尊等。 這份孤獨感是從何時開始的呢?活在中世紀的人,雖未享有現代意義的自由,卻不會感到孤立無援。出生於封建社會,每人自幼被賦予明確的身分地位,扎根於整體社會結構,身處其中會得到安全感和歸屬感。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發展出「個體」的概念;而且,文藝復興作為一場上層統治階級的文化活動,並未顧及一般百姓的參與,以致社會上下產生了疏離感,人際關係演化為權力鬥爭。 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亦大幅改變了群眾的心理氣氛。時間觀念逐漸成形,「效率」被提升至時代的美德,財富與物質成為人類行為的最重要動機。結果有四: 傳統體系開始浮動,個人必須靠努力賺取成就,失去階級身分的保障。 中產階級對不事生產、依賴奉獻維生的教會感到憤怒。 市場規則令社會互動陷入你死我活的競爭。 物質回報本身就是目的,個人因而成為自身命運的主宰,獨力承擔風險和成果。 資本主義文明裡,我們都是「加油站老闆」:相對舊式雜貨店,他的技能、主動性與個人活動發展空間非常狹窄。他的功能只是批發商與顧客間的中介,是生產鏈的一枚小齒輪,有如馬克思所言的存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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