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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口味遊印度——談義工旅遊


重口味遊印度——談義工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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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1至17日,我在印度加爾各答的Nirmal Hriday——又稱「垂死者之家(Home for the Dying and Destitute)」做了一星期義工。由於院舍位於Kalighat區,義工們通常稱之為Kalighat。 在香港人眼中,「印度」代表的只有喬寶寶、瑜伽、體臭、神牛,和各款重口味的咖喱。歷史知識較好的會知道,德蘭修女在加爾各答創立了第一間收容所,自此開始了Missionaries of Charity(簡稱MC)的善工。現在MC的工作遍佈全球各地,連香港也有兩間院舍。 MC在加爾各答開辦了7間院舍,照顧不同群組的需要,包括遺棄兒童、精神病患、肢體殘障者和街童。為了尊重場合和當事人,一般情況下義工都不准拍照,就算要拍也要先從修女得到photo pass,而且要遵從一定的規矩,例如不許拍人、不許在網上傳播等。 然而在7間院舍中,唯有一間是不派發photo pass的——那就是Kalighat了。也許加上「垂死者之家」的名字,令Kalighat更添謎一般的色彩。有幸參與服務一星期,我覺得自己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向被職務、學務、家務纏身的香港人分享我的見聞。   現況與成因 印度是一個充滿發展矛盾的國家。要感受真正的印度,必須要走到街道上。一隻野牛在垃圾堆中覓食,尾巴揮不走纏擾的蒼蠅;男人坐著圍住公共水井洗澡,旁邊沒有遮掩的尿兜傳來阿摩尼亞的惡臭,赤裸的孩子與母親睡在路邊的爛布上。此時一架電單車瘋狂地響鞍,從狹窄的橫巷衝出來,路邊被擦到手臂的途人高聲喝罵早已奔馳離去的年輕司機。 幾乎每天,MC都會有一支由長期義工組成的外展隊,在這些街道和火車站找尋病情嚴重的露宿者,把他們接到有床位空缺的相屬院舍。我跟其中一個在當地工作了3年的香港義工阿娟聊天,她跟我分析印度被遺棄者的問題成因。   1、性別觀念 印度社會依然有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觀念。女兒出嫁時,家人要付男方聘金,於是有很多人遺棄女嬰,怕就算生得下來也養不大。順帶一提,在印度進行產前性別檢驗是違法的。   2、醫療制度 印度的醫院同樣分公營和私營。私營的收費自然較貴,然而到公營醫院看病的醫療費用也絕對不低。香港的急症室劃一收費$100,急症住院每天也不過$100,其餘支出由政府負擔;在印度,醫生的見診費用雖然只是港幣$2(差不多等於當地一頓飯的價錢),可是病人就要拿著藥單到醫院以外的藥房買藥。假如要做手術,一切醫療設備都要病人自付——包括紗布、消毒藥水、甚至醫生戴的手套!病人的家屬則有更重要的任務:到訪不同的醫療用品店,租借手術用具和購買輸血包。加上,醫生每天巡房時只會處方當天需要的藥物,所以病房裡全都是請假前來的家屬,隨時候命去「撲藥」。 阿娟告訴我,她曾經在病房裡遇上一個印度家庭,一個貌似父親的男子愁眉苦臉,旁邊較年輕的應該是他的兒子。那個年輕人告訴她:他的弟弟因車禍撞傷了腿,醫生為他做了駁骨手術,可是高昂的住院費用已經讓他們花光積蓄。醫生告訴他們,要麼你們想辦法籌錢,要麼把弟弟的腿截掉,一了百了;父親就是因這件事感到惆悵。後來數天,阿娟再也見不到那家人了,相信又是另一個無奈的現實結局。他的弟弟才十來二十歲,餘生都要拖著一條瘸腿做人,可是他又能夠怪誰呢? 阿娟不時要陪伴露宿者出入醫院,也不乏與當地醫護「交手」的經驗。3年來,她見盡印度醫療制度的腐敗:貪污、程序錯漏、指示模糊…最後受害的當然是束手無策的病人。有病人做手術前12小時開始禁食,可是等到原定時間過後12小時,醫院竟說當天的床位滿了,手術延遲到第二天。就算付了昂貴的藥費,有醫護會偷偷為病人換藥,使末期癌症病人無法使用較好的化療藥,中間的差額自然被貪走了。 不完善的醫療系統,令精神病人及長期病患者成為家人的沈重負擔,最終被遺棄街頭。火車站裡那些滿身無法愈合的傷口的人,他們的共同命運只有等死。   個人反思 講起義工旅遊,近年香港社會不乏批評的聲音:義工旅遊不但浪費自己的時間和資源,更為當地人帶來不便之餘。這次我也是帶著同樣的疑惑出發,期望找到義工旅遊的意義。讓我先從服務內容說起。 Kalighat約有80名院友,分開男女兩邊服務。義工每天的工作流程如下: 早上(8am-12pm) 8:00am 派早餐、洗碗 8:30am 洗衫晾衫、按摩、洗澡、刮鬚、餵藥、洗傷口 10:30am 茶點休息 11:00am 派午餐、餵午餐、洗碗、洗地 下午(3-5pm) 3:00pm 收衫、按摩、洗澡 4:30pm 派晚餐、餵晚餐、洗碗、洗地 第一天上午,有義工朋友帶我參觀了一轉後,我就直接開始工作了兩小時。有個伯伯呼喚我,用掌心掃著下巴,我就打算去找電鬚刨。怎料那裡只有手動的刮鬚刀;我自己也只用過一次,幾年前在大陸的旅店貪玩試的,那次還刮傷了臉。我不敢弄傷他們,於是走到天臺幫忙晾衫,之後派飯和洗碗,還有用氣味濃烈的消毒水洗地,一直忙到修女十二點敲鐘,汗水幾次澀疼了眼睛。 才不過兩小時,我已經感到身體的疲倦了。不過體力勞動了兩小時,累了也正常吧我想。頭兩天,這種被體力勞動掏空自己的感覺很強烈。我感覺自己像一台機器,重複幹著技術要求=0的工作。老實說,做的時候我根本沒有閒暇思考,只關心如何快點把碗洗完。   一個星期就這樣過去了,我坐在電腦前,強逼自己面對無法逃避的問題:究竟義工旅遊有什麼價值呢? 出一分力?從utility的角度看,留在香港賺錢再請多幾個當地員工,似乎更符合效益。 識人?那裡的義工指引第一條列明:「 Work in the presence of God. Kalighat is not a place for socialising.」以交朋識友為目的,會否本末倒置了呢。 體驗他人的苦難?不少人做完社會服務後,感受最深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學會珍惜當然是好事,雖然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這種awareness,無需人教。但是身處水深火熱的人,沒有義務以自己的苦難建立我們的幸福。 再者,何謂「體驗」?小學生三日兩夜歷奇體驗營才叫「體驗」——「體驗」代表一段短暫的嘗試,是一種「試過就算」的集郵心態。關於這點,我反思了很久:我跟阿娟說,Kalighat的環境比我想像中好。她答道,我們走運了,上星期才走了兩三個,有的甚至撿進來兩個小時就停止呼吸了。我問自己,究竟我是抱著什麼期望去服務呢,看人家的坎坷?追求新鮮的體驗?我自問也有一絲因為無法「全盤體驗」Kalighat的垂死氣氛而失望。阿娟的一席話,點出了我的心態問題。 工作一段時間後,我發現了義工服務的其中一個意義:維護人的尊嚴。Kalighat裡,各人承受著各種的痛苦:一個腦袋受創的人永久失去飽腹的感覺,吃得過量又會嘔吐;一個癱子經常需要洗澡,礙於語言不通,每次換衣服都是一場與義工的搏鬥;一個神智清醒的末期病患者,每天絕望地面對四面空牆和自己隨時到臨的死亡。沒錯,多請些長期看護可以更有效照顧他們的起居需要,可是出於義務的服務讓他們不至被物化為一件件被人manage的包袱。第二天,那個伯伯再次要求刮鬚,這次我大膽拾起刮鬚刀,小心翼翼地為他清潔。他們照鏡的神情告訴我,刮鬚不是衛生要求,而是出於一個男人的尊嚴。往往在微細的地方,例如刮鬚是否乾淨、失禁後幫他們換褲時的表情反應,最反映到義工對他們的尊重。阿娟說,能夠讓他們重現笑容,已經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了。 這個星期,也讓我思想到一些義工旅遊應該注意的事項。學會向擁抱你的街童「say no」,給錢會鼓勵他們用身體接觸換取關愛,反而助長兒童性侵。做義工固然有自由表達關心的空間,但是也不忘要按程序做事,服從當地人的指示。不要因為怕離別造成的傷害而拒絕建立關係,可是不要許空承諾,也要避免不均等的待遇令他們產生嫉妒。   如果要綜括這個星期裡我的個人得著,我想到以下3點:   1、謙虛是「用愛心做小事」 星期六的早上,我如常在烈日暴曬下晾衫,頭暈暈的準備下去替他們刮鬍子。此時我看到樓梯對面寫著一句德蘭修女的名言:「Not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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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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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洲文化到處洋溢著力量。原住民42個部落之一的Maasai人有一種競技遊戲,就是比拼原地跳高。遠看覺得不難,到親自比較時便相形見拙,我跳四下他才跳三下。他們還會唱歡迎歌,充滿原野氣魄。每個人的聲線擔當不同聲部,唱旋律者只有一人,只用Pentatonic Scale幾個音。然而節奏是如此豐富多彩。有人低吟,有人尖叫,不足十人竟可交織出活力膨湃的音樂。令我重新思考何謂音樂這回事。想起Herbie Hancock的專輯《Head Hunters》。如果說Herbie Hancock這張大碟是受到非洲音樂影響的話,我會毫不意外。還有Lee Morgan小號的爆炸性速度和咆吼音質(growling),我相信每人心裡其實都植根了一份獸性的狂野。 2 肯亞一遊,使我再次反思生而為人的本質。世上的確有為數不少的人,過著與動物十分相近的生活。每天為飽腹勞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受著與生俱來的欲望驅使其行為。當然,把文明社會的種種體制拆毀,其實人類大部份行為也不過如此。然而,為生存而生存又有什麼問題?我有什麼資格判斷這些人的生活意義較少?擁有信仰假如只是為求保佑收成和獵穫又有沒有意思?更有趣的想法是,倘若我被放置在這樣的生活環境,又會是一番怎樣的體會?太多的思想,也許會反過來成為我的捆綁。 3 肯亞的星空是遼闊的。沒有緊撮在一起的星塵,就像星都因應著夜空的浩瀚而均勻分佈。東面有七八顆相對耀眼的,到天邊泛白時仍能隱約見到。這是我見過最赤裸的星空。有一種「就是這樣了」的意味。彷彿擁有無比的宏偉壯麗卻泰然自若,沒有絲毫誇飾,也沒有絲毫避諱。就這樣被人觀看著。我笑了,由內心最深處的一隅泛起的一點喜悅。多次追逐星空後,今次竟讓我來到非洲大陸,這塊彌漫著原始氣息的土地,有一份幾乎到達那個什麼的起點和終點的感覺。而今晚的心是寧靜的,不需再逆著寒風,也不需再抵禦嚴冬。不需再自憐渺小,也不需再另覓溫柔。終於,我可以撇下那必須尋找什麼答案的魔咒,單純地仰望這片星空,赤裸相見而不感羞愧。 4 身處廣闊無垠的草原上,如果要選一首歌來聽,那一定是John Coltrane的《My Favourite Things》。知音人自然會明白,不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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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的咖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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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後,錢花得特別快。與友人飯聚一百數十是離不開的了,就算自己吃碗雞肉生菜三酸加凍檸茶都要三十七。但問題的核心是咖啡館。忘記了從何時起,迷上咖啡的焦香醇滑,喜歡咖啡廳的精巧裝潢和寧靜情調,以致假期裡不斷拜訪隱世的小店。 於是我開始反思這份咖啡迷戀的根源。我相信這與咖啡因無關,反而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愉悅。尼采於《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中寫道:「當我們見到美的時候心裡想要的是什麼呢?希望自己也是美的。」人類習慣了以事物與自身的關係來理解世界。這種觀看模式由Roland Barthe《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指出:影像或文本的意義,應由讀者而非作者來詮釋。而製造意義的過程中,又不得忽略社會脈絡和意識形態的影響。 在當今的消費社會裡,一杯咖啡已經被演繹為「品味」(taste)的符徵。「品味」可以被理解為「某社群或個人所共用的藝術和文化價值觀」;換言之,「品味」是一套和社會身份和階級地位掛勾的喜惡標準。Pierre Bourdieu觀察到,現時的「好品味」其實是中產和上流階級的觀念;更弔詭的是,原來品味可以透過接觸來培養。紅酒、茶葉、以至藝術品本身,都被商家塑造出一種鑑賞學(connoisseurship)的光環,藉以灌輸和販賣一個自我實現(self-actualizing)的賦權過程。 全球品牌的擴張,加快了這個意識形態的建構。Starbucks和Pacific Coffee Company等連鎖集團把咖啡館打造成一個代表全球年輕文化的現代都會空間,品嘗來自世界各地的咖啡豆,進行時髦的文藝或政治討論。對亞洲顧客來說,喝了咖啡便彷彿能成為全球青年文化的參與者,也代表自己享有獨特的西方品味。近年越來越多人關注全球勞力外包(labour outsourcing)背後的農民剝削,使不少人加入抵抗全球品牌的行列;這卻同時成為我光顧獨立咖啡館的誘因。 咖啡成為了我和城市互動的媒介;然而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視覺文化研究裡,Charles Baudelaire提出了城市「漫遊者」(flâneur)的概念。「漫遊者」一詞最先用來描述巴黎的男性凝視者,一個人漫步在城市街道上,欣賞周遭景物。「漫遊者」同時屬於又不屬於城市:他主動觀看著都市的繁華喧鬧,卻又批判著現代生活的刻板和匆忙。 Guy Debord曾提出「赤裸的城市」(The Naked City)的概念。Guy認為,沒有認知或議程地接觸城市,能夠以感官而非資訊來理解它,從而建立自身對地方的經驗。這種互動形式充滿自由,而且把城市定位為無窮的娛樂,猶如迪士尼式的主題公園。可是我不禁又問:這樣的城市真的屬於我們?抑或城市與我的關係純粹建基於消費行為? 「覺得怎樣?」友人以好奇的目光凝視著我杯中的Cappuccino。 「呢杯咖啡,好有咖啡味。」 友人笑了,咖啡沒有咖啡味就不是咖啡。我也笑了,被那句蘊含後現代主義、Andy Warhol式的反諷幽了一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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