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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的咖啡味


後現代的咖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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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後,錢花得特別快。與友人飯聚一百數十是離不開的了,就算自己吃碗雞肉生菜三酸加凍檸茶都要三十七。但問題的核心是咖啡館。忘記了從何時起,迷上咖啡的焦香醇滑,喜歡咖啡廳的精巧裝潢和寧靜情調,以致假期裡不斷拜訪隱世的小店。 於是我開始反思這份咖啡迷戀的根源。我相信這與咖啡因無關,反而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愉悅。尼采於《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中寫道:「當我們見到美的時候心裡想要的是什麼呢?希望自己也是美的。」人類習慣了以事物與自身的關係來理解世界。這種觀看模式由Roland Barthe《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指出:影像或文本的意義,應由讀者而非作者來詮釋。而製造意義的過程中,又不得忽略社會脈絡和意識形態的影響。 在當今的消費社會裡,一杯咖啡已經被演繹為「品味」(taste)的符徵。「品味」可以被理解為「某社群或個人所共用的藝術和文化價值觀」;換言之,「品味」是一套和社會身份和階級地位掛勾的喜惡標準。Pierre Bourdieu觀察到,現時的「好品味」其實是中產和上流階級的觀念;更弔詭的是,原來品味可以透過接觸來培養。紅酒、茶葉、以至藝術品本身,都被商家塑造出一種鑑賞學(connoisseurship)的光環,藉以灌輸和販賣一個自我實現(self-actualizing)的賦權過程。 全球品牌的擴張,加快了這個意識形態的建構。Starbucks和Pacific Coffee Company等連鎖集團把咖啡館打造成一個代表全球年輕文化的現代都會空間,品嘗來自世界各地的咖啡豆,進行時髦的文藝或政治討論。對亞洲顧客來說,喝了咖啡便彷彿能成為全球青年文化的參與者,也代表自己享有獨特的西方品味。近年越來越多人關注全球勞力外包(labour outsourcing)背後的農民剝削,使不少人加入抵抗全球品牌的行列;這卻同時成為我光顧獨立咖啡館的誘因。 咖啡成為了我和城市互動的媒介;然而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視覺文化研究裡,Charles Baudelaire提出了城市「漫遊者」(flâneur)的概念。「漫遊者」一詞最先用來描述巴黎的男性凝視者,一個人漫步在城市街道上,欣賞周遭景物。「漫遊者」同時屬於又不屬於城市:他主動觀看著都市的繁華喧鬧,卻又批判著現代生活的刻板和匆忙。 Guy Debord曾提出「赤裸的城市」(The Naked City)的概念。Guy認為,沒有認知或議程地接觸城市,能夠以感官而非資訊來理解它,從而建立自身對地方的經驗。這種互動形式充滿自由,而且把城市定位為無窮的娛樂,猶如迪士尼式的主題公園。可是我不禁又問:這樣的城市真的屬於我們?抑或城市與我的關係純粹建基於消費行為? 「覺得怎樣?」友人以好奇的目光凝視著我杯中的Cappuccino。 「呢杯咖啡,好有咖啡味。」 友人笑了,咖啡沒有咖啡味就不是咖啡。我也笑了,被那句蘊含後現代主義、Andy Warhol式的反諷幽了一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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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蘭巴托(3):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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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做義工服務,該問的問題不是「我們做到什麼」,而是「他們需要什麼」。前者的出發點也許是富善意的,期望達致更高成本效益。不過,這衍生了不少值得考慮的觀點: 討論應否以「成本效益」來衡量義工服務前,首先要了解何謂「成本」。除了金錢與物資,這裡還隱藏了人力資源的意味。論及「效益」,各人按著才能取長補短本是好事;但假若我們以能力或學識自居,繼而判辨服務的難度或挑戰性,則難免本末倒置。循此邏輯推演,義教的責任應留給當地老師,在海灘拾垃圾的工作應由清潔工人擔當,各人只需發展自己擅長的方面即可。由此可見,社會服務的意義並不能從宏觀且理想的角度衡量。 這種思維更危險的地方在於,義工不應以一種權威式、由上而下的角色來拯救或可憐服務對象。所謂「service」,相同字根的名詞還有「servant」,即奴僕。說起奴僕,不其然讓我想到耶穌的典範:捨棄尊榮,以卑微的形象出現在世,無條件地順服於他人的意志,完成各種被世人看為污穢卑賤的工作。義教與教學不同,傳授的不是書本知識,反而是一份愛和被看重的感覺。 也因為如此,服務者不應以博取對象的認同為目標。最近有一篇關於停止義教的文章,提醒讀者思考自己行為的動機。到底我們是從自己或服務對象的角度出發?孩子不喜歡我們籌備的活動,因此反應冷淡,我們傷心是因為擔心悶壞他們,還是因為得不到預期的成就感?孩子的生活條件不俗,我們不為此感恩之餘更稍有不快,是否因為質疑他們接受服務的資格,抑或因為我們期望體驗他人的不幸?我們想體驗,心裡抱著的是「人一世物一世乜都試下」的玩樂主義,或者「假期冇野做做義工可以買個心安理得」的贖罪態度嗎?有些時候,我們會以「幫到人」等藉口隱瞞了自私的動機,到最後連自己也欺騙了。 回到討論的起點,究竟孩子們需要什麼?扶貧來說,城市人願意體驗貧窮,卻捐不出實際金錢援助。對於社會上的不公平,我們只願意停留在認知,而忽略行動。「無人有義務成為霎時感動的主角」的說法略嫌偏激,卻同樣帶出都市人對社會服務的不當心態。柬埔寨的孤兒院悲劇,正是源於這種消費主義思維。 8 她是一個喜歡穿粉紅色的女孩。第一天到埗時,她穿了一條粉紅色吊帶褲,我讚她穿得好看。她那繃緊的尖削臉蛋露出了笑顏。 她很聰明,理解遊戲規則的悟性很高。繪畫和勞作方面尤具天份。她獨立,喜歡自己完成工作,我坐在旁邊看著。 有一天,她跟數個同齡男孩打起架來,她拿起籃球直往其中一個的頭扔去。我看到她滾動的眼眶,像一隻受驚的貓。還有一次,她把呼拉圈從另一個孩子手中搶過來,我正想阻止,她卻把呼拉圈遞給另一個義工,他之前伸手想玩但讓了給那孩子。 玩集體遊戲時,我留意到她不大活躍,於是跟她指手劃腳解釋規則。事後我發現,她並非不懂規則,而是對營火會式的遊戲不感興趣。我還觀察到,每當她發現我望向她時,她都會刻意表現得較活躍。 關於為什麼她穿粉紅色,我終於明白了。那是一份順從與違抗社教化的矛盾意志下、含蓄而缺乏安全感的善意的包裝。 9 團友的兩段分享使我感動:一個在明信片上用英文寫著:「當你有朝一日看得明白這段話,便找我吧」,內附電郵地址。另一個親手製作了一本簿,寫了日常生活對答字句的英語和蒙古語對照。 我仍停留在沈思中,行動的時機卻已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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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蘭巴托(2):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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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星空,我仍然懷著滿腔好奇。這點與香港的光害問題有關。第一次看到漫天繁星是在新西蘭,年少的我只有詫異。第二次要數去年冬天在尼泊爾普恩山頂,那次經歷近乎靈性。星際的浩瀚壯麗使我變得寡言,對一切快樂都感到絕緣。星空彷彿有一種啟蒙的力量,能夠觸動我的靈魂。 凌晨兩點半,我鑽出剛睡暖的蒙古包帳幕,獨自走上營地旁的山丘。我找到黃昏探路時的那塊石頭,就這樣躺下來。月亮已經轉至後山背面,大部份光都被隔擋了,星空顯得尤其絢麗。 憑著Skymap,我學會了辨認星座。原來北斗七星有兩組,較亮的是近西北地平線的Ursa Major,包含北極星(Polaris)的Ursa Minor反而較難望見。仔細察看,我逐漸認得出Cygnus的十字,Aquila的箭頭,還有鄰近土星的Sagittarius。從此星雲再不是夜空中毫無邏輯的點綴,我們彼此結識,共同享受這段寧靜的孤寂。 有一顆流星在北方的天際滑過。蒙古的星空是溫柔的,沒有矯揉造作,沒有驕縱霸道。她不會蔑視我的存在,也不會用謊言製造虛妄。她用距離換取我的時間與耐心,讓一切雜念都被淨化,才去報答我純粹的欣賞。當我在摸索Hercules的手臂時,東面的天漸漸泛白,於是我安靜地觀望繁星趨淡的餘華。 最後消逝的三顆星叫Vega,Deneb和Altair,都在西邊的天空。 5 上午的自由時間。我們坐在草坪上看天。 「你知道嗎,雲分為四「族」(families)。低雲族有層雲、層積雲和雨層雲,中雲族有高積雲和高層雲,高雲族則有卷雲、卷層雲和卷積雲。還有一族叫直展雲,包括積雲及積雨雲兩屬。你看,今天這些就是卷雲。」我指著天空說。 她拿起筆和畫冊,在紙上畫起曲線。 「為什麼要畫曲線?」 「從小我就畫不到直線。筆鋒總是有一股衝動要偏離原有的軌道。那是一種內在的傾向,彷彿羅盤的磁場被移了位。」曲線蔓延到每一處空白,令人感到侷促。 「我看得出你畫畫的規律。」 「說得對,我就是喜歡這種規律性。所謂創意,其實不過是現實的延伸。」 我想起René Magritt的達達主義(Dadaism)系列,又想到Jackson Pollock。重覆的規律可以是反社會,同時也可以是個人存在的吹擂。 「如果讓我畫的話,只需兩筆就足夠了。」 然後她一臉錯愕地看著我的畫,我則繼續在平原上踱步。 6 對於失憶這概念,已經有很多種闡述方式。因衰老引致的叫腦退化症。也可以是創傷性的。《海邊的卡夫卡》裡的中田先生是一個沒有記憶的人。《百年孤寂》裡的小鎭曾爆發失憶疫症。一個有失憶傾向的人,必須尋找一個儲存記憶的格式。 你看見一個名叫《天空的盡頭》的檔案。天空怎會有盡頭,你想,於是你疑惑地打開它。那是一幅再簡單不過的畫:一條把縱向畫紙分成上1/3下2/3的水平橫線,線上方有一個半圓。 這景象是如此的簡單,簡單得令人想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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